1958年元月我收到了奥尔加·哈金丝（Olga Owens Huckins） 的信，信中谈及她生活的小村镇已变得毫无生气，她的痛苦经历 迫使我把注意力急转到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 我意识到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
从那时起，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我无法将他们 的名字一一列出。那些毫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他们多年经验和研 究成果的人们广泛地代表了许多方面，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 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许多专业人员。对所有这些人， 我在此对他们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那些花费时间阅读这本书手稿并基于 他们专业知识而提出见解和批评的人。虽然，我对这本书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要承担最终责任，然而，如果没有以下专家的鼎力 相助，这本书的完成将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梅约医院的医学博 士巴索罗门（L.G.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比赛尔（John J. Biesel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W.A.Brown），康涅狄格州西 点军校的医学博士毕斯凯德（Morton S.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 局的布列吉（C.J.Briejer），罗布和百谢维尔德野生生物基金会的 科坦（Clarence Cottam），克利夫兰医院的医学博士克瑞尔（George Grile），康涅狄格州诺夫克的爱格乐（Frank Egler），梅约医院的医 学博士哈格雷（Malcolm M.Hargraves），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 士胡珀（W.C.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克斯维尔（C. J.Kerswill），荒野学会的穆利（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 克特（A.D.Pickett），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考察会的斯格特 （Thomas G.Scott），塔福特公共卫生工程中心的塔维尔（Clarence Tarzwell），和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渥拉斯（George J.Wallace）。
写任何一本涉及大量事实的书，其作者都要依赖于图书馆 馆员的技能与帮助。我同样受益匪浅，特别要感谢的是内务部 图书馆的约翰斯顿（Ida K.Johnston）和国家健康研究所图书馆的 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作为本书的编辑者，保罗·布鲁科斯（Paul Brooks）多年来一 直坚定不移地给我鼓励，并多次毫无怨言地推迟出版计划以配 合写书进展。对于这一切，并对他精湛的编辑能力，我将永远感 激不尽。
在庞大的资料收集工作中，我得到了埃尔格（Dorothy Algire），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达福（Bette Duff）的全力和有 效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管家斯布罗（Ida Sprow）的尽心照料， 我也许不能写完这本书，因为有时处境确实困难。
最后，我还必须向许多我不相识的人致谢，是他们赋予本书 的写作以价值。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反对那些轻率和不负责任 的毒害这个人类及其他生物共享的世界的行为。他们现在还在 各个方面进行战斗，这些战斗将最终取得胜利，并将理智和普通 常识带回给我们，使我们与环绕着我们的世界和谐相处。
蕾切尔·卡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