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问题是减轻现有城市的紧张程度。在发展中国家， 居民达200万以上的城市正在日益增多，从这些城市里可以看 到世界上最污秽的人类环境。例如在印度，虽然城市里每人平 均收入较高，但全家挤住在一间房内的户数，农村只有34%， 而所有城市平均却为44%，四个最大城市已达67%。在加尔 各答，这个比例竟达到79%，这还不包括成千上万露宿街头 的人家。
大城市的肮脏和污水的排出量是十分惊人的。曼谷和马尼 拉的情况和雅加达相近。雅加达这个将近500万人口的城市， 基本上只是聚集在一起的农村村庄，没有下水道和清洁的饮 水，公共交通线很少，并且没有划分工商业区的政策。在拉丁 美洲，虽然早已具有小型城市的传统，但同样可看到类似尚未 工业化时的恶劣卫生状况。在巴西，仅45%的城市区有自来 水，34%有下水道系统。智利仅29%有下水道系统。但这些 国家的好些城市人口已超过了200万。
从农村迁来大量的移民，使有些大城市每年人口增长8%，环绕城市形成棚户区，在那里人们用汽油桶、旧汽车轮胎和废包装箱搭盖棚屋，给移民者以极为可怜的避难所。例如 里约热内卢，移民仍然以每周5000人的速度源源而来，看来在十年内会成为1000万到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居民中四分之三生活处于悲惨的贫困之中。
面对着这样严重的污染和痛苦，有些政府也试图着手解 决。如果预先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有一些相互支持和相互增强 的政策是能够实施的。但这不是去重演市场经济可笑的自私自 利的悲剧，也不是指望土地投机市场的无限制的经营活动，能 产生可供各阶级杂居，并符合社会平衡基本观点和集体精神的 宽敞、便利而又漂亮的城市。少数地区的经济政策，把根据社 会需要所创造的利益让私人独占，严重地影响并歪曲了整个社 会的功能。即使不谈显然的不公正问题，西方社会己用它们所 有的财富产生了许多既不方便又很丑陋的城市；而缺乏各种资 本的发展中国家也这样干，将会搞得更糟。如果它们让城市土 地价格和建房成本一味上升，那么无论起初考虑得多么周到的 城市政策，也是无法实现的。例如在印度，大城市房屋的土地 价格已较小市镇高出三倍，这就是大城市居住条件日益恶化的 主要原因。
因此，第一个原则是要规定土地利用的政策或严格控制城 市土地买卖的政策，应防止抬高地价，或将抬高地价所得归 公。没有这些规定，则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就没有可靠的途径 去改进大多数居民的状况。相反，状况肯定会更糟。
发展中国家强有力地控制城市区域以后，可以实施发达国 家行之有效的许多方法。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建设抗衡的中 心地区或地区的“发展基点”，以减轻中心城市的紧张程度， 制止涌向中心城市的移民洪流。像马来西亚规划那样，这种新 的中心市镇计划，要充分考虑当地资源、交通网、已有的建设 等现实情况。并且这些计划也必须符合国家发展中的各种可能 变化。如果地区计划是在考虑到多种情况和发展可能之后制定 出来的，则它们会促进这种时机的到来，即当进入70年代时， 经济影响将使工业和城市的增长能合理地分散。
我们必须知道，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旧城市是所谓的港口城 市，它们是作为进出口交换货物的集散地而繁荣起来的。这种 不健全的现代化出口港，不过是用来输出矿砂和种植园产品， 并从外国输入工业制品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城市只 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延伸，而并不是本国经济的重要中心。只要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力量被羁绊在旧的、不平衡的和依赖性 的世界贸易上，这种港口城市的经济功能就必然过于畸形，而 无法在发展本国经济上起作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 大量国内移民，但港口城市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它们成了日益 增多的农村过剩人口的磁石，它们是日益增多的城市儿童的容 身地，但是它们没有能力去发展它们的经济基础，来全盘吸收 每年增长2%的劳动力。
不过在70年代，有两种力量在改变着传统出口港和城市 间的相对作用。第一种力量是在本国建立了以生产从前的进口 货为基础的工业。尽管人们议论这种工业的工作效率不高，并 且过分依赖于巨额投资的技术（这种议论往往是正确的），但 它还是扩大了国内的工业基础。能把当地的原料就地加工而不 去出口，就必然会鼓励国内在靠近矿区的地方建立新城镇，并 推动内地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同地区、工业以及城市的发展显然有密切的联 系，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今后20年内，“绿色 革命”将使农业的多种项目趋于现代化，如改良品种、施用化 肥、利用电力、使用机械以及农产品被迅速运往商业市场。所 有这些复杂的现代化器材，不是在农村范围和小贩经售的基础 上所能提供的。村庄太小了，大城市又太远，这就需要小的地 方城镇作为批发和服务中心。还有，农村贷款活动需要地区性 银行。各种合作社需要行政管理、推广站和地区事务所。农村 教育还必须有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和科学研究站的支持。食品 加工可在中型工厂内有效地进行。在某些国家中如改善粮仓以 减低损耗，等于提高谷物收获量的20%，所以应该在地方市 镇上建设费用最低的储粮仓库。如果没有地方城市的这些基层 结构的建设，农业革命本身将会减慢，人们涌向大城市的浪潮 也不会平息。
“绿色革命”的初期阶段，在印度坎普尔举行过讨论会， 考虑了这个趋于衰落的印度纺织业中心的复兴问题。这个讨论 会的结论强调，应在旧城市的周围，建立起配合巨额投资于农 业新技术的小型市场网。这些小市场将提供多种设备、服务行 业和加工厂，以帮助农民避免经纪人从他们增加的收获物中攫 取利润。农民收入的增加，反转来可以活跃当地手工业制品的 市场，以及坎普尔大型工厂制造的农业机械和化肥等的市场。
在肯尼亚的发展规划中，设计出一种评分制。评分制根据 每个市镇适合做市场中心的条件、经济增长的水平、交通运输 状况以及它在国家通讯网中的位置来定出分数，得分最多的市 镇有优先发展的机会。在其邻国的坦桑尼亚，国家发展计划也 已规定，将经济活动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分散到一些指定的地 区“发展基点”。
这些对策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新认识，即在创造性的发展规 划中，城市和乡村的需要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再次遇到了生态 学上的原则：如果在某一时期内只有一项事物被迫前进，结果 造成的却是不平衡和不安全。在过去20年中，工业和城市基 层结构的建设最受人重视。现在我们从正确的生态学观点开始 认识到，除非城市市场和服务中心的分布实现分散化，否则发 展中世界的农业革命将不能完全成功。
然而，农业革命的成功又是合理城市化的先决条件。中型 城镇生气勃勃的经济活动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这些中型城 镇可以起到堤坝作用，它拦住了目前仍像滚滚洪水般流向大城 市的大量移民。它负责为家庭计划安排必要的诊疗所、学校以 及各种经济活动，也最便于为农村群众服务。整个体系表现出 一种向大城市移民的反磁石作用。这种考虑本来首先出现在发 达的国家，但对于第三世界正在进行的城市建设，会更有效 用。
如果中型城市能抑制住人口流动，则改进现有大城市的工 作就较易进行。像荷兰的新城镇规划那样，在公有土地上建造 新的地区中心，包括工业区、办公区以及低租金的住宅区，这 样就减轻了中心城市的压力。不仅减少了盖高层办公楼和高层 公寓的借口，而且减少了土地投机的引诱。高层建筑只有在土 地极缺的地区，如新加坡或香港这种岛城内才有意义。
在防止中心城市无秩序地扩展的同时，还是有点时间来重 新考虑目前城市压力中的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改造棚户区的 问题。经验证明，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棚户居民具有无可怀疑 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如果市政当局给他们一定面积的土地，帮 助规划布局，帮助建造下水道，接通自来水并盖些公用建筑 物，棚户居民自己往往会同心协力地组织起一种改进协会的形 式，他们在很短时期内能够将棚户区改造成为弄堂，甚至成为 初步的近郊住宅区。政府提供贷款，作为修建房屋费用的一部 分（例如加纳沃尔特地区的房屋贷款），就能显著地鼓励自助 的积极性。此外，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表明，由国家主办的抵押 贷款，可使人们有得到较好住房的机会，并且也等于是鼓励人 民储蓄，成为解决贫穷国家国内缺少资金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二是牵涉到日常的交通问题。棚户生活中最紧张的，是 为寻找工作要不断地奔走，而市郊交通工具既破旧又不准时。 可是与此同时，在富裕人住宅区来往的却是大马力的高级汽 车。这些汽车的使用，在19世纪就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卫生 问题上，又增添了20世纪的空气污染。交通方面的这种鲜明 对比，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残酷的标志，其悬殊程度同住房、 人学、保健以及其他条件完全一样。
小汽车在发展中国家内还不是不可控制的。在小汽车尚未 成为虚假现代化的标志之前，就应决定强迫小汽车承担它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的全部净化费用。这个办法可以制止小汽车作为 城市交通的大量工具。然后，政府可以将各种票价低的新型公 共汽车等公用交通工具来代替小汽车，必要时给以补贴；并以 小型交通车辆如香港的小型公共汽车，以及多种用途的出租汽 车来补充居民的需要。
许多北美的城市，尽管有大量财富，小汽车用户又多，还 加上消费者的压力，它们还是决定改进和增加公用交通工具。 这就提醒发展中国家在让小汽车的生产占据工业的关键地位， 并向消费者推销以前，应当对小汽车的代价给予非常冷静的考 虑。未来世界石油的短缺也向人们指出，日益增高的汽油价 格，会迫使发达国家去发明污染较少，但仍适于私人使用的交 通工具。看来等待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较明智的。
这些关于定居地的政策，都是设法不要重复发达国家城市 已有的矛盾和缺陷。减轻中心城市的压力、改善近郊地区、提 供住房和交通工具，都是很重要的，但就人的自尊心和幸福而 言，最大的需要仍然是有职业有工作。富有活力的分散城市， 同产品丰富的农业连在一起，这样的政策在增加就业机会方 面，才可以发生作用。我们再一次看到农业和工业两者之间在 生态上的平衡关系。现代农业还是费人工的，如果水利管理得 好，双季或三季作物成为可能时，尤其是这样。例如在日本， 小农能够达到中等阶级的收入。农业劳动者可以全年有活干。 农民的收入增加后，给地方城市生产的商品扩大了市场。这些 城镇的建造，连同大城市的更新和扩建，刺激了建筑业的繁 荣。建筑行业能雇用和训练大量无技术特长的劳动力。成千上 万的移民，首先可以在建筑业里找到他们的临时工作。
大量需要新住房，使计划人员简直措手不及。在发展中国 家里，估计仅建房一项每年就需要120亿美元。这使得各国政 府和经济学家不敢考虑如此惊人庞大的福利开支。但是，如果 人们把房屋看做是人民愿意动用他们储蓄而购置的耐用品，如 果人们想到大规模建筑规划会大大刺激地方工业（包括建筑材 料、木材、水暖设备、家具等），如果人们记起英国的“新市 镇”是由法定社团出面，向政府借用资金而建造起来的，并已 偿还了投资的贷款和利息，人们就会认识到：一个积极的市镇 建设计划，加上农业方面的发展，还有在加工工业及轻工业中 选用以人工为主的技术，就不但能成为一种克服失业的有效方 法，也是建造一个令人向往的城市环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为了追求良好的人类环境，无论有多少富于希望的政策和 策略摆在发展中国家的面前，在今后数十年内始终还留下一个 大问号。人口增加、城市扩大、投资标准以及贸易往来等数字 计算的结果，无疑地要出现下列问题：今后30年内，要按一 般生活水平来供给增添的25亿人民的吃饭、住房、就业和教 育所需的资源，势必要大规模地动用本国的和国际的资源。否 则，一些已有100万到200万人口的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是 棚户，四分之一失业，又如何能再增加二三百万人口呢？
公元2000年时，35亿还住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里的人民， 不一定有希望获得较好的生活水平。许多国家的土地压力将变 得极大，以致耕地愈来愈少，休闲期也缩短，加上森林的砍伐 和土壤的侵蚀，都将导至整个农作系统产生危机。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各国政府和人民只有不断地大量 投资并引用新技术，才能达到现代化的、有技术的和高生产力 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以人口稳定、高额投资和技术先进为基 础的。这些因素已使得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荷兰或瑞士， 成为个人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实际上也是整个国际秩序的希望）是 有事实根据的，因为这样一些技术是可取得和行之有效的，并 且可以创造性地适应各种情况。但困难（实际上也可说是危 险）在于这些技术超过了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能力，无论就资金 或技术基础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制定一项全球性的持久战略 是必要的。
但是，这种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全球一家的体系，还仅 仅部分地被人们所认识。
我们开始遇到了现代世界中国家作用相互矛盾的全部现 实。发展中国家除了尊严、民族特征和积极的政治意志以外， 没有别的基础以作为它们强烈要求发展的根据。民族主义国家 本来是作为主要制度而出现于现代世界，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 来说，这是它们摆脱奴役的最深刻的象征。但是，象征不足以 消除它们的缺陷。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效主权是太小了。事实上这些国家由 于面临的问题都具有复杂和相互加剧的性质，以致使他们缺乏 发展和变革所急需的资源。在发展事业上，技术落后的国家享 受不到土地和矿藏上的“无偿”特权，也不能任意地实行移民 和迁居活动。既不能得到原先给予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和经济 上的压倒优势（它们至今仍然享有这种优势），也就不能得到 靠殖民主义统治和保护而开放的市场贸易迅速增长的利益。实 际上，脱离殖民地时代以后所继承下来的秩序，已为发展中国 家进行现代化造成了一种技术环境。这种环境的现状是：有高 级的、需要巨额资金的技术；有善于经营的、竞争激烈的大公 司；有不利于手工业品的市场；有几乎全为解决富国问题的研 究项目；有使无一技之长的移民望洋兴叹的新领域；有只吸收 受过教育的、能干的、“脑力劳动者”的职业。
这样的技术经济环境，正如各国上空的空气和冲刷着海岸 的海洋一样，是地球上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仅每 个人是处在生物圈和技术圈的两个世界里，而且作为人类社会 的国家，也处在同样的两重世界里。因此不能逃出任何一个世 界的影响。尽管人为的各种安排比较容易通过一段时间得到调 整，但在短时期内，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如同气候和海洋的自 然体系一样，具有强制性并且难以回避。
问题在于许多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对付这样大量技术的和自然的互相依存的事实。人类自治的习惯，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的了。许多部族、民族、国家曾经合并成为好些大 帝国。一旦那些旧的中心削弱，新的中心兴起后，大帝国又分崩离析，纷纷分化独立。行使主权的习惯，起源于游猎民族的自治要求，已有四万年的历史了。事实上，只是世界帝国鼓吹 者要求世界霸权。这些帝国主义者利用它们一时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强使别的民族或国家受其统治。现在它们的霸权已受到强烈的反抗。在当今的时代，不论大小国家，都断然拒绝这种 “统一”。世界是趋向于多中心和分散化的（尽管在许多地区，还是理论多于实践）。因此，怎样才能把技术圈和生物圈两者必不可少的统一性和相互依存性，同130多个国家的具有高度 自尊心的独立主权的现实，联系起来呢？在那些相互依存已成为明显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先建立起联系，这无疑是可以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