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讨论农业。正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现在所 认识到的那样，农业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直到最近，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人口稠密地区和中东干旱地区的粮食供应 情况，看来是令人失望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每人每年 收入低于200美元，每天食物的热量不到2000卡，蛋白质的 摄取量平均只有营养明显过量的发达国家居民的一半多一点。 这样的营养水平显然不足以维持正常的健康。联合国粮食组织 估计过，发展中国家有3亿儿童发育不良。我们还要知道，蛋 自质不足也会使智力发育迟缓。
但是，目前的这种低营养水平还只是问题的一个开端。通 过世界人口的调查，看到了这样值得警惕的事实：1960年至 196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11.5%，而粮食供给量仅 增加了6.9%。两者增长的差距确实扩大了，而且农业耕作如 果不如改革，此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1962年时，一个平均 五六口人的农业家庭大约有6.5英亩土地，除了养活自己外， 尚能供养另外两个半人。待到1985年，他们的土地将下降到 每户5英亩，而需要他们供养的却将超过4人。这是无情的人 口增长的客观数字。事实上，传统的农业将不可能以其有限的 土地来继续维持这样日益增加的人口负担了。
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非洲部落的土地，或是拉丁美洲的 大封建庄园，或是亚洲地主的租地，主要都是通过土地的间歇 休闲以再生养分来维持土壤肥力的。由于人口压力增加，休耕 地的面积必须缩减。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未开垦的森林地带也 要减少。土地休耕次数的减少和森林的被砍伐，使土壤肥力的 自然恢复被削弱，除非追加肥料予以弥补。因此，产量下降， 地力耗损，土壤开始侵蚀和流失，或者被太阳烤得像硬石板。 在最坏的情况下，如在拉贾斯坦（拉贾斯坦（Rajasthan），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那里的塔尔沙漠，日见扩 大。——译者注）和北非的一些地方，开始形 成人为的沙漠。飞沙弥漫和由此造成附近地区湿度的改变，进 一步减少了可耕地的面积，同时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压力，从 而带来更大危害。在牲畜过度食草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同样的 坏影响。事实上，许多游牧民族不该称为沙漠之子而简直应该 称之为沙漠之父了。如果耕作方法和放牧习惯不加以显著的改 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到公元2000年时将可能 重现过去那种周期性的饥荒。
1967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突破，即所谓“绿色革命”。 20年研究工作的结果，终于产生了经过优选的水稻及小麦的 新杂交品种。采用这样的新品种，每英亩土地的作物可吸收高 达120磅氮素。但如果使用传统的品种，每英亩施肥40磅以 上会使穗粒太重，植物茎因不能支持而造成倒伏减产。由于施 肥容许量的增加和成熟期的缩短（新品种120天而旧品种为 150天到180天），所以，只要肥、水和农药供应充足，可使新 品种的产量提高二至三倍。举一两个增产的实例，就足以说明 变化之大。例如1954年到1964年期间，亚洲的主要粮食作 物，水稻的产量每年平均增加1.4%；而采用新品种的增产率 可以提高到2.7%，略高于人口增长率。小麦杂交品种的增产 数字更为明显，亚洲的年增产率从0.4%提高到4.3%，近东 地区从年减产0.8%变为年增产2.8%。如果有足够的土地栽 培这种新品种以得到同样高的产量，那么，甚至那些人口增长 最快的地区也能使其居民吃饱，一直到80年代不致于成问题。
这个突破对亚洲有着特殊意义。1965年以前的增产，特 别在印度次大陆，主要是通过扩大耕种面积，而其中有些土地 是相当贫瘠的。然而据估计，印度的可耕地总共为4亿1000 万英亩，现已耕种了4亿零200万英亩。仅从扩大耕种面积着 手，已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联合国粮食组织为70年代和80 年代所规划的大量扩充耕地面积的目标（14亿至16亿5000万英 亩），将主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加以实现。即使这样的计划得 到实现，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仍将在今后30年内 逐步下降。解决这种压力的唯一办法是耕作方法的根本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生产，以养活农民自己，给城市居民提供粮 食，支持工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国内商品市场的活跃。
“绿色革命”在农业上的突破，可望全面推动现代化的各 种重要因素向前发展。然而在前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将会遇到某些特殊的环境问题。当前首先要认识到，世界上大 多数细致的农业研究工作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 特殊条件。直到最近十年为止，农业研究实际上是集中于发达 国家粮食生产所提出的问题和它们所进口的农产品（咖啡、茶 叶、可可、西沙尔麻、黄麻等）。其实，现在很大一部分研究 工作，应当是针对热带和亚热带土壤和气候条件，采用非传统 方法生产粮食的问题。这些地区在三个方面同温带地区有很大 差异。第一，它们之中有很多地方的土壤是脆弱的。热带雨量 充沛的茂密森林里，多种多样的自然平衡的植物群的大量落 叶，是腐植质的主要来源。对树木的盲目砍伐，将使贫瘠的土 壤暴露于尼亚加拉瀑布似的热带倾盆大雨之中，并将使它剩余 的一点点养分也被冲走。雨停之后，不是大风刮跑表土，就是 赤道炎日将土壤烤成硬砖似的红土。据估计，象牙海岸1956 年内开垦种植木薯的土地每2.5英亩流失土壤92.8吨，而附 近的次生森林里的土地每英亩只流失了一吨。同样地，在塞内 加尔开垦种植花生的土地每2.5英亩流失土壤14.9吨，而邻 近的森林每2.5英亩仅流失0.02吨。
大雨成灾是第二个不同之处。温带地区的终年和缓降雨 （只偶尔有暴雨），是自然界给予人类最少危险和最少损坏的礼 物。热带的农民就得不到这样好的待遇。降雨时，其势凶猛， 有如山洪爆发。但一年之中的六个月，又几乎全无雨水。印度 雨季的大雨，在夏季一开始就从印度洋和孟加拉湾袭来，印度 南部是雨量充沛的地区。但是当降雨向内陆移动时，其势渐 衰。在印度河谷，每三年就有一年出现异常气候，或是一定程 度的干旱，或是局部地区洪水泛滥。曾经有几年不下雨，形成 严重干旱。
第三，气温太高也是一个问题。最热地区的气温有时超过 华氏100度。由于这些地区经常干旱，急需人工给水；而蒸发 过快又成了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即其后果是水分消失，剩下盐 碱。总之，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壤脆弱，降雨不均和气温过 高，必然给环境带来比温带地区更为广泛的危险。这就有必要 对农业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工作进行全新的考虑。
对于研究工作和生产实践来说，首要的是及时的供水问 题。如果雨水不及时，即使用掉很多经费，例如改良种子、增 加肥料、使用各种农药、训练人员、扩建仓库和改善运输等 等，都会毫无所得，而使全部“绿色革命”的投资等于白扔。
因此，我们先从水利灌溉谈起。根据联合国60年代中期 的估计，人口压力大和水源供应无保障的最严重地区（印度和 中国）在发展水利灌溉事业方面进展最快。尽管亚洲的水利灌 溉至少有一半是小型工程，并在60年代后期印度次大陆又已 掘建为数可观的管井，但大型灌溉工程，包括主要河谷的大坝 和堰堤以及通向农田的干渠、支渠和毛渠等整个系统，显然还 是对环境发生了最大的影响。
在这些大型工程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初期的工程计 划，其目的只是灌溉农田以增产粮食，不过是在没有充分了解 土壤、水、植物和气候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的情况下进行 的。例如，印度旁遮普邦的巨大灌溉工程在本世纪初就利用印 度河的水，供应居民和灌溉农田，以防干旱。也就是说，这个 工程的设计原想保证每个农民在干旱之年都有水可用，想通过 干渠、支渠和毛渠使水尽可能地引向远处而进行大面积灌溉。 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才认识到，这种流量小而使用人数多的供 水方式，已逐渐地减低了整个灌溉系统的效能。
分布广泛的渠道存在着缓慢的渗漏现象，这样，不断提高 的地下水位就开始损伤植物根系，并且有形成水浆田的危险。 另一方面，渠中缓慢的水流又不足以冲走在春未烈日蒸发后留 在土壤上的盐碱。况且整个印度河盆地在地质史上曾经是内 海，这就更增加了盐碱化的危险。在50年代末，拉瓦尔品第 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指出，每12分钟就有网球场大小的耕地 变成白色的盐碱化的不毛之地。这是人类干预自然界的一个典 型例子，以良好的愿望和显著的技术效率开始，但由于不了解 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结果导致了潜在性的灾 难。
从这一事例以及许多其他事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 以改正原来的错误安排。在60年代初期，一个专家组考察了 印度河盆地，分析了土壤日趋贫瘠和盐碱化的基本原因，提出 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大多数受影响的地区，其地下水是靠喜马拉雅山的雪作 为水源经河流和渠道的不断渗透而得以补充，故地下水是淡 水。如果通过管井将此地的地下水抽出，并以足够流量使之流 过盐碱化土壤，那么，地下水位可以下降，土壤的盐碱可以被 洗去，作物的收获就可以恢复。同时，通过印度河上游的大 坝，包括曼格拉水坝，可以保证足够的流量使渠道中水流适 度，加之渠道坚实，使经常性渗漏能得以防止。
经过五年，那昔日像得了麻风病似的白茫茫的盐碱地，开 始恢复了肥力，绿油油的小麦重新出现在田间。农民们加速掘 建管井，两三年内就出现了6万多口井。当然也还存在着问 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沙漠地区仍在扩大，地下水也不全是淡 水，有些盐碱地尚未能洗净。可是这个经验表明：前阶段由于 无知所造成的错误，在未达到最终灾难之前，仍然可以利用对 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知识和认识，加以纠正。
第二个性质不同的错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 兴建大坝浪潮时期发生的许多问题。建坝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 农业用水，而是为了几十年来十分强调加速工业化所必要增加 的电力。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坝，如印度的达莫达尔和希拉 库德工程、非洲的沃尔特及阿斯旺水坝、东南亚的湄公河规划 等，都是仿照苏联第聂伯罗水电站和美国田纳西河开发规划建 造的，以期大量发电而又少污染。
由于选定建坝的许多地方气候变化无常，所以防洪也被作 为建坝的辅助目的而加以考虑。同时，也使得湖泊与河流的状 态稳定，以便于水路运输。计划人员事后还发现旅游业也因此 增加了收入。可是，除阿斯旺大坝外，都没有考虑到灌溉用水 问题。大多数大坝的建造是为了给工业输送大量电力。它们是 由工程师设计的，虽然开始时也曾注意到诸如水库扩建后被淹 土地上农民的迁移、对下游渔业的影响和当地新的小气候变化 等问题，但关于新的水利工程对互相依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生态学研究。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工 程师和计划人员没有受过关于了解自然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 方面的训练。
有些大坝建造的结果，已出现了不仅影响农业的主要危 险，而且后来还影响到电力供应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 达莫达尔河流域）淹没了原有的农田之后，迫使当地农民移居 峡谷上坡。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在那里从事古老的农业耕 作，砍倒并烧掉树木，在新垦地耕种一两年后再次迁移；而树 木则需要15年到20年才能重新恢复。雨季到来时，加速了在 陡坡上开垦的土地的土壤流失。此外，重新定居的农民和原有 农民同居一地，可能使人口增加一倍，于是减少土地的休耕 期，在土壤补充养分以前就再行耕种。这样，土壤便日益贫瘠 并开始从岩石陡坡脱落下来，而这些土壤是几十亿年来通过无 数扎根在岩石上的植物的努力，才在岩石上存在下来的。土壤 从陡坡滑入水库，不能冲向下游的淤泥便沉积于库底。事实上 淤泥是来源于农业的主要污染物。如果不能阻止岩石上土壤的 流失，不仅山坡只剩下石块和硬土，而且水流以及发电也将逐 渐减少。
有时麻烦出在下游。在赞比亚卡里巴高坝下游，通加族人 一向是利用赞比西河的水位变化而定期耕种的。这种水位的变 化有季节性，且相当可靠，当地的整个耕作循环是与水位的涨 落周期相配合的。大坝建成后，放水只根据发电的需要，没有 一定的周期性，没有大小流量的交替，因此，丰收变成了颗粒 无收。这样一块产粮地的损失看来不算大，因赞比亚不是缺少 土地的国家。但是，如果在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结果就要以牺 牲耕地面积和减少可靠的粮食供应作为取得电力的代价了。
未建坝的江河冲下很多污泥，肥沃着冲积平原，在河口形 成可耕地，还能增加河口水域的养分。筑坝后，河水流量降 低，因而带来许多后果：坝的上方淤泥愈积愈多；三角洲的面 积逐渐缩小，肥力减退；近海区鱼量减少。所以，东地中海沙 丁鱼捕获量的下降以及尼罗河三角洲肥力的减弱，就被认为是 建造阿斯旺水坝的不良后果。
还有关系到人民健康的一系列问题。使牲畜甚至人类患睡 虫病之苦的萃萃蝇，在有各种草木杂生的地方特别容易生存。 水库水位的升高助长了杂草丛生。还有血吸虫病，是在经常蓄 水的地方蔓延的。血吸虫的寄生使成年人患急性发热同时疲困 无力，使儿童死亡；它的尾蚴要在水生钉螺体内生活繁殖。如 果水渠有一段时期是干涸的，钉螺就不能生存。但常年不断的 灌溉，使作物一年两熟、一年三熟来提高二到三倍的谷物收获 量，那么也就让钉螺同样地成倍繁殖。假使卫生习惯还是原始 状态的，人的粪便倾入沟渠，就更利于尾蚴完成其从钉螺经人 的肠道又回到钉螺的生活循环。这在埃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 题。中国已将血吸虫病列为十大重要疾病之一。据估计，全世 界有两亿以上的人受到传染。
那么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认为“奇迹般的谷物”需要可 靠的供水，而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了呢？大型工程建设之后， 难道必然会影响人类健康和使土壤更为贫瘠吗？是不是我们又 遇到了一次连锁反应：人越多，要粮食越多；要粮食越多，要 水越多；要水越多，越要建大坝；建坝越多，害处越大，是这 样么？
这样的推论未免又太简单了。总的说来，水坝确实按计划 生产了电力，没有人否认大量电能是推动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 所必不可少的，工业的发展又能从农村吸收过多的人口，从而 减轻对土地的压力。水坝发电也是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分散的地 方经济所十分必需的。不提大量电力的受益而只谈血吸虫病的 危险，就不是实事求是地权衡利害得失。
此外，在流域的管理与环境危害的增加之间，并没有必不 可免的因果关系。许多环境危害之产生，是由于大工程的设计 往往忽略了给复杂的生态因素以应有的考虑而造成的。工程师 在土壤应力、材料性能、工地管理、最大和最小发电量等方面 的测量和计算，全都是正确的、精细的和完善的。可是除了这 些之外，其他方面就倾向于一般估计了。事实上，50年代印 度次大陆有好些实例，进行大坝的计划时，没有农业专家参 加。在大坝和干渠等主要工程由训练有素的和自信的水力工程 师完成建设之后，才去配置支渠、毛渠，才去修造由农村到市 场的公路，才去建仓库，才去试验田间土壤，才去讨论作物的 类型和品种。水在水库里等待着，农民们却仍然在旱地上耕 种。
缺乏卫生和生态资料，结果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由于没有 足够的专业人员和准备好的统计材料，使得一个大坝，虽已由 于对自然界平衡和相互作用的错误计算而受到损失，但在另一 新坝的准备工作中却仍未引起注意和从中吸取教训。举一个卫 生方面的例子来看，血吸虫病的危害并不是不知道的。为减少 传染所需的各种卫生措施，对于为人类造福来说，至少同大坝 的水泥应力或高压电的安全输送一样重要。因卫生方面的缺陷 而病死，同因工程技术方面的缺陷而被淹死，同样都是坏事。 只不过淹死来得快些，所以容易被引起重视。可是，和大坝的 建造工程来比，关于水利灌溉方面的许多卫生保健问题，可说 竞无一点点专业鉴定、关心、计划、经费和措施。
还有一个灾难较少但也是重要的问题。当规划大坝建设 时，总是希望新水库中可以大量养鱼，以增加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卡里巴大坝后面的湖出现过鱼量突然增加，随后又大量 下降的情况。还没有人十分懂得藻类、鱼类和各种捕食生物之 间在什么比例上达到平衡。在卡里巴大坝和别的大坝工程中， 都没有考虑到养鱼的种类、使农民转向渔业的必要训练、捕得 鱼类的冷藏和运输以及当地市场的利用等等。如果对这些问 题，没有像对大坝本身设计那样仔细和认真地研究，则建设大 型发电站造成的生态损失，现在和将来都会使原设计中某些既 定收益，无形中一笔勾销。
这些环境方面缺乏预见性的问题，可由“绿色革命”的另 一事例得到说明。假设我们有充足的水源来大量推广新杂交品 种，那么这种精心培育的、能使用大量化学肥料的、并对一般 的病虫害具有抵抗力的小麦和水稻的新品种，应能获得最高产 量。但是，研究这些新品种时并没有周密地考虑到特定地区的 气候、日照时间、生长期、病虫害、土壤以及构成当地植物生 长的所有条件。这样，由于对当地环境的不利条件缺乏适应 力，新品种反而显出单一作物的脆弱性。被代替的旧种子虽然 产量低，但是经过上千年的种植，对当地的病虫害却有较大的 抵抗能力。
那么我们是否认为，推广这些在许多地区已获得惊人成功 的新品种，却会使亚洲的稻田和麦地以及拉丁美洲新种的玉 米，全部得不偿失而造成灾荒呢？答案当然不能是千篇一律 的。北美谷物的单一栽培经过100多年，相当成功地给自己和 世界上很多人提供了粮食。诚然，北美的土壤较肥沃，气候较 好。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各种高产谷物品种交替使用，使病虫 害难以侵袭，这也是确实的。但是，北美农业的成绩不能说成 仅仅是由于大量使用了新发明的杀虫剂和除莠剂。最常引用的 典型例子之一是秘鲁的情况。在那里，曾用滴滴涕等氯化烃类 农药喷洒卡尼特河流域的棉田。害虫被杀死，吃害虫的益虫也 被杀死。后来害虫产生了对滴滴涕的抵抗力，而益虫却已消 失。害虫大量繁殖，即使喷洒更多的滴滴涕也无济于事，棉花 作物遭到严重灾难。
从卡尼特事件，人们吸取了有益的教训，转祸为福。全面 喷洒广效杀虫剂的方法被放弃了。益虫已从外地引进，避开虫 害猖獗时期来安排种植和收获。对于当地的棉田，只用特效杀 虫剂，结果是棉花作物恢复了高产。人们放弃了简单的方法， 而改用一种自然界的、人为的和传统方法相配合的办法。只有 采取相结合的复杂方法才能解决问题，而简单的做法却达不到 目的。
当然，在有些特殊事例中，这种综合性方法也有失灵的。 滴滴涕对各种高等动物的机体具有累积性的损害作用，还可能 变成母乳的有害成分，这是无人否认的。可是，迄今在消灭虐 蚊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代替品。当然，用于灭虐蚊的喷洒只占 滴滴涕总用量的15%左右。在虐疾流行的地区，这可能是不 应再减的最低用量了。对于农业杀虫、除草等别种用途，则应 另找配合得更好的，适应生态环境的综合性措施，而滴滴涕的 大量广泛使用应当制止。
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最丰富的 资源是人力。均衡地处理“绿色革命”问题的正确措施中，使 用人力是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是为了减少失业和半失业人数 的权宜之计，而且在生态学上有积极的意义，是减轻环境负担 的方法。例如，有效的水土保持中最适用的办法之一，是合理 利用充足的人力从事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在堤坝区重新植树 造林需要大量人力。特别是在易受损害的河流上建坝后，如果 出现环境条件的恶化，则更需要人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给予 森林采伐者的许可证有效期很短，这就助长了他们“砍完就 走”的做法。森林更新的规划需要各种技术人员进行合作：勘 探人员测绘地形，土壤专家选定树种，林学家计划苗圃等等。 可是大量的日常工作则可用当地人力来做。大量人力还可以在 陡坡上建梯田，扩大耕田面积。许多人只在收获期才有工作， 即使由于水源有了保证和采用双季作物的新品种，而增加了他 们的农业劳动时间，但一年之中仍然有几个月可以做环境保护 工作。很明显，中国有些地区旱涝的灾害历来是严重的，现在 能够使这些地区的广大的并且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吃饱穿暖，其 秘诀之一就是大规模地进行农村公共事业的建设。
农民动员起来还可以在农业上进行平衡生态环境方面的其 他工作。在有化学农药之前，很多害虫是用手捉的，或将易受 损害的蔬菜和水果用人工包盖起来，以防虫害。日本农民精心 耕耘除草，是日本农业现代化初期取得高产的重要因素。深坑 沤肥，合理使用粪便，建造农村厕所等，都是利用农村劳力、 保持土壤腐植质和防止污染当地水源的方法。而且不管怎样简 单，为了冬季取暖和开辟能源以改善人类环境，只要每村种些 树木，就既能提供柴火，又可以搞起小型木材发电机以供照明 和管井抽水之用。这样就可以形成使人乐于居住的农村环境， 要知道直到21世纪人类中的大多数仍将生活在农村！
但是，尽管富于希望，“绿色革命”并不一定在利用人力 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达到平衡的和生态学上尽善尽美的结果。 改良种子、增加肥料、开辟水源等全都需要大量投资。如果合 作资金和公共投资都缺乏，新式耕作的农田基本建设几乎全靠 私人经营，则新农业的利益有被极少数人所垄断的危险。亚洲 占地50英亩和拉丁美洲占地1万英亩的地主（原文用“大型”农户（“big”farmer）一词。译者注），为了使他们的 投资可以获得高额利润，采取了兼并土地、终止租地期、实行 高度机械化耕作方法，因而解雇了那些原靠租种他们土地维持 最低生活的雇农和佃农。在化学肥料、新种子和农药使他们获 得较高利润以前，地主本来是需要雇农和佃农的劳动以补偿资 金的支出的。
印度次大陆的农村正在出现这种激烈的社会变化迹象。 1965年至1970年间，印度使用拖拉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达 到10万台，并且看来现在种植高产小麦的土地似乎至少有一 半也在实现机械化。根据旁遮普省的估计，每英亩所需的劳动 力已减少了一半。另一个估计认为，如果巴基斯坦的农业机械 化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则将有70万佃农在今后75年内会变成 既无土地又无工作的失业者了。在许多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少数特权者垄断了收获而使小农失去土地。这 是新的耕种方法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可避免的破坏 性后果。
有很多理由足以说明，把本来匮乏的资金不适当地集中使 用，以取代丰富的劳动力的做法，在经济学上和生态学上都是 不恰当的。首先，在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里，如印度、巴 西、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小土地所有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用自己的劳动进行耕作，其单位面积产量均超过地主庄园。某 些最高产量出现在严格限制土地亩数的国家。这种高产量的获 得，不是通过既耗费汽油又破坏土壤的重型机械，而是由于对 一般生态环境危害较少的手操轻便农具的耕作。节约化肥和农 药的使用，腐植土和厩肥得到精心的管理利用，梯田修理得很 好，村中普遍种树，在山沟里造林。这些小农劳动所得，并不 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不像在半封建经济的社会中常见的那 样，由于土地兼并而地价抬高，致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 离乡。这些小农既不因向往西方奢侈的消费标准，也不因羡慕 瑞士银行的存款（瑞士是资本主义世界“公认”的永久中立国，不受战争的影响，所以各 国资本家往往将大批现款存入瑞士的银行。——译者注）而想脱离农村经济。
目前，由于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引起了社会的很不稳定。 如果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在土地上劳动，不把他们的劳动力用于 提高粮食产量、整修水渠、平整土地和在水域陡坡上重新植 树，那么这些劳动力会被吸收到哪里去呢？我们已经看到，由 于农业不能吸收增加了的人口，半失业的和无地的人已在大量 地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如果当前放弃人力为主的耕作方法，而 采用大型拖拉机、使用多量化肥、甚至用直升飞机在单一作物上无区别地喷洒农药，就不仅危害了自然界的平衡，也影响到 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平衡。市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已 为农村的两倍，而城市又为市镇的两倍。如果增长速度毫无控 制地加快，则大都市地区环境的恶化将成为社会混乱和衰退的 主要原因。
用什么方法可以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所有的答案都得 牵涉到真正的生态平衡问题。首先，“绿色革命”必须在实行 土地改革和群众参加的社会结构里进行，从而能使最大多数人 就业，并且使新生产力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得最合理。其次“绿 色革命”高度复杂的方法，需要通过推广工作、农业研究、农 民训练、扫盲和严格管理等许多工作来实现。丹麦在19世纪 就是通过小型农场、合作社和普及中学教育等措施，从而发展 成为欧洲农业产量最高的国家。
再其次，“绿色革命”还要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实际环境， 包括土壤、气候和植物品种等，并需结合几千年来发展农业生 产的传统经验。这种为生态学所需的综合办法，不是从已高度 机械化的温带农业地区就可以直接搬用过来的。只有把现代科 学与当地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结合起来，才是唯一真正有效的和 持久的生态平衡的核心所在。
最后必须指出，为了能够养活到公元2000年时发展中国 家的55亿人口，进行所需的生态稳定的农业大发展，这整个 过程的花费显然是不会小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为了“绿 色革命”，仅仅用于种子、肥料、水源所需的投资，到1985年 止，最少要500亿美元的累积投资。加上必要的基本建设（科 学研究、运输和市场设施、合作社和推广站）总投资很容易达 到上述数字的三倍。可是为了进行这项事业所需的专业人员和 资金，目前尚无着落。在地球上再没有像新大陆和澳洲那样的 大片可耕的温带土地了。这些土地转移了19世纪40年代大西 洋两岸现代化初期出现的危机，后来又接纳了欧洲工业化过程 中的大量移民。当前的危险在于，当得到杂交新品种、化肥、 大坝和可靠水源的时候，却没有同时提供必需跟上去的科学工 作、试验工作、监测工作和市场技术管理等专门知识。还有一 种危险是，过多的农业变革只由极少数人投资，社会环境的平 衡就愈来愈遭到破坏。但是这些危机（如没有适当的地区条 件、在具备适当的科学技术条件之前就引进高级技术、资金不 足、收益分配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增加了社会环境的压力等）， 不仅局限在农业方面。这些也是在工业发展中和新兴城市的盲 目扩展中一再出现的“社会不经济性”现象。
我们转到讨论工业问题。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发 展和现代化的速度，比19世纪初期大西洋地区历史上相同的 发展阶段要快。欧洲国家当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而20 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则达到5%左右。 直至最近农业生产的惊人增长以前，工业的增长主要由于对电 力、交通和各种工业机械的优先巨额投资。苏联在30年代实 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技术不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最广泛 和最急速的人为规划，其方法、技术和工艺过程等都或多或少 地是向发达国家仿效来的，这表现了强行现代化的最大规模和 最快速的努力。
现在一般都认为，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有得有失的。成就确 实是巨大的。动力供应几乎翻了一番。有些发展中的大陆国 家，过去是将全部交通系统只用于把原料运输到通往发达国家 的港口，而现在已经在建造它们的内陆交通网。有许多国家的 工业增长率，从很低的基础达到每年超过12%。总的平均增 长率已可望达到7%。可是，好些暴风雨征兆也正在显露出 来，预示着困难将要产生。而这些困难比起19世纪40年代早 期促使大西洋国家发展速度危险地下降的困难，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资金问题。像美国从1800年到1850年一样，许多 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向国外大 量贷款取得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总的国家外债，从1961年的 200亿美元增加到1968年的将近500亿美元。如果加上外国私 人投资的总债，则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每 年须将所得外汇的1/4用于偿还它们的债务。
有些国家除这种外部困难外，还有内部困难。某些集团过 多地占有新生产的财富，而不再用于有益的生产事业的再投 资。在一些国家这些集团往往是政府官僚，他们热衷于搞漂亮 的都市，或者仅仅为了威信而在缺少铁矿和动力的地区建造大 钢铁厂。还有一些国家，私人集团将他们的所得，再投资于地 产或向国外输出资本，因此，增加了外汇严重短缺的压力。
第二种困难是关于贸易问题。原料的出口量仍占发展中国 家出口物资的三分之二，只有产油国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可靠的 收入，其他方面的前景却是渺茫的。天然纤维与橡胶受到各国 合成产品的剧烈竞争。食品的出口受到发达国家保护关税的抵 制。热带饮料在欧洲要课税。矿产的价格受供需情况的影响而 有升有降，可是任何持久的涨价都会促使工业国另找代用品。 发展中国家如果增加自己加工的商品，往往又引起发达国家三 倍或更高的高税率关税的排挤。重重的限制，从根本上影响着 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的能力，但外汇至今仍然是它们投资所最 需要的。
第三种困难，是当全力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由许多引进 技术的性质所造成的。大体说来，这些技术是在外国人管理 下，从发达国家搬用过来的。工艺技术是根据各种生产因素的 总情况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又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当地条 件。发达国家新工艺研究的整个趋势，是基于有高度训练的科 学技巧和尽量以节约人力为目标。这恰好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相反。它们缺乏资金，缺乏技术力量，而劳动力却很丰富。造 成的结果有两方面。从1950年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增加了 两亿劳动力人口，但制造工业总的扩大仅提供了其中近五分之 一的人就业。同时，人口增加，农业又增添了失业，而目前工 业吸收劳动力如此之少，更使城市的失业率不断地增长。
国内外提供的资金不足，贸易上的封锁，不合适的技术， 失业的增加和对城市所加的压力，所有这些困难或是立刻或是 最终总是要与日益加重社会压力的“外部不经济性”有关。特 别在城市里，它们已引起了社会公正性和生活质量的严重混 乱。少数人挥金如土，穷人痛苦日深，农村不稳定，城市无望 给25—30%的人安排长久而满意的工作，难道这些是合理社 会应有的情况吗？当发展中国家考虑它们的资源利用、污染和 人类居住环境等问题时，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不顾社会的 “不经济”而继续发展经济的局面更加恶化的情况下，使已经 很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看来要变得愈来愈坏。
另一方面，作为技术革命进行得晚的国家，并非全都是不 利的。首先，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战略方面可以具有较多的 灵活性。它们可以避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地理限制因 素——受蒸汽、煤炭和铁矿的限制。经过过去一个世纪，电的 发明、合金和塑料的发展、资源的互相替代，扩大了工业活动 的地区和多样性。资源的交替使用又使工业对铁的依赖程度减 少了。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没有铁矿的国家可以利用铝土矿炼 铝。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可以既解决能量问题又解 决资源问题。这里包括有某些东南亚国家、西非和拉丁美洲的 某些国家以及众所周知的储油丰富的中东国家。煤可以气化或 变为石油，并能有许多用途。这些蕴藏的资源是分布得很广 的。
另外也还有些可供利用的能源。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仍然 有很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未被利用——拉丁美洲的水力资源占 世界的30%，非洲占40%。刚果河上的英加拉皮士的水力能 量，等于西欧全部己有的水力发电量。由于科学研究增加了向 更远距离输送高压电的可能性，人们可望建成通向各地的电力 网来分配动力。纵然有些地方缺少化石燃料，并且也没有丰富 的水力发电资源，但核能还可用于发电，它肯定不受场所与地 区的限制。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一部分发达国家，水也成为很稀缺 的物质之一。但如能把核能发电和海水淡化结合起来，则可能 开辟出前所未有的“农、工业结合区”的前途。
不过，工业化的问题比起选择哪种技术的问题，范围要广 得多。工业化终究是带点偶然性的事。有些技术成功了，而有 些技术所需资金比所得的收入为多，于是在多次的经济破产或 产品滞销中以失败而告终。从理论上来看，工业化早的国家犯 过的严重错误，对于人类的三分之二是十分有用的。他们可以 避免这些错误而获得某些好处。这一点在人类居住区域的选址 和布局问题上，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这方面已经造成的错 误，要想纠正却是太迟了。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很深地陷 在城市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在今后几十年内，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人口增长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全部城市人口的数字。一定 将出现数以百计的新居民区。电力是现代世界的重要发明，它 给人们在选择新居民区地址时提供前所未有的自由。在理论 上，由于具有地区电力网，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分散的地方工 业安排居民区，以抵销原有的大“港口城市”的吸引力。他们 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的各种努力，这些努力是为了 防治大城市的污染和社会积弊，以及较文明地和较有计划地使 用他们最有用的和无法再扩充的资源——空间资源。
防止污染是当前特别紧迫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 大城市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的污染恶果。印度的坎普尔早就建 有纺织工业，它与1860年的曼彻斯特极为相似。但现在坎普 尔的面积要比那时的曼彻斯特大六倍，其工业排出物已等于一 个150万人口城市的全部污物。流经印度西盂加拉邦主要工业 区的达莫达尔河，水中的污染物相当于一个百万人口城市的污 物，而当地三分之二的工厂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备，并且在污 水中还含有像氰化物之类的极毒物质。在曼谷，300万居民和 不断增多的各种工业，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 湄南河和城区运河，据专家们估计，这些水系正在恶化并向着 无法恢复的情况发展。马尼拉的帕西格河已接近全部被污染， 在枯水时期，它的水流中五分之四是污物——每天有四万磅有 机物质，其中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工厂。
然而正如居住区的情况一样，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经济的增 长还是将来的事情，因此在新型联合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采用 最先进的防污染技术，就显得很重要了。
必须指出，上述的许多不利情况主要是从理论上来看的。 由于困难和限制是如此之多，人们讨论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做 些什么的时候，常带有乌托邦的幻想。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 今后关键性的二三十年内能做些什么呢？怎样才能在付出最少 的社会和环境的“不经济”的代价情况下，来动用一切资源 呢？什么策略最适应这些特殊需要呢？总之，贫穷是一切污染 中最坏的污染。怎样才能使在农村里和城市边缘区的绝望的、 整日被贫穷折磨的人们，增加就业机会和得到工作，增加住房 和保健并对未来满怀希望呢？
为了便于观察这个问题起见，我们首先看一下地区社会所 能完成的事项，然后再看全球社会所可能做的贡献。但是，这 种地区与全球的区分是相对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然大 大地依赖于全世界整个经济体系的贸易和投资潮流。即使像中 国那样的地广民勤的国家也仍然大量依靠世界小麦贸易。在大 部分过去的殖民地地区，经济上对外国的依赖，几乎同过去未 独立时一样。
我们从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他们所能进行工作的各种可能性 开始来讨论。在资源利用方面，他们面临三种困难。第一种困 难是很多国家还不了解自己有什么资源。在他们掌握有关土 壤、山岳、植物以及可建大坝的坝址等资料之前，他们不可能 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作出规划。如没有有关目前资源利用的资 料，政府也无从全面动员资源。“联合国发展计划”特别强调 资源调查的重要性。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在西马来西亚完成了一 项很重要的调查。它们对土地分片进行全面调查，了解了本国 所辖有限土地的质量及其用途。空中摄影的新技术，能提供关 于各种类型的土壤、地形、地质区和森林分布的很详细的资 料。可以将这些资料与乡镇、城市、交通网等土地利用情况统 筹考虑。其结果是人们可以按正在利用和计划利用的各种可能 性将土地恰当地分类。例如，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某些农业土 地较适宜于植树造林，而有些原始可耕地却被森林覆盖着。
调查报告把当前采矿的需要看得重于保护土地的需要，所 以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显然是似是而非的。对于发展中国家 不断增加的千百万民众来说，首先需要的正是去发现能以扩充 财富和就业的经济基础。不是将新发现的矿砂卖给国外，而是 就地加工生产，就能获得较大的收益，因而予以优先考虑显然 是有意义的。
然而，从全面的概念来说，所谓土地保护，其涵义应当包 括自然界全部植物、森林、动物的千千万万品种。在许多发展 中国家，特别在非洲，保护某些地球上日益稀少的珍贵植物和 动物于它们的自然生息环境中，是国家长期规划的一部分。 “自然保护国际联合会”（自然保护国际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1948年在巴黎成立，总会设于瑞士，现在参加国有60多个国家，每三年开大会一次，每季出季刊一期。——译者注）于1961年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举行了 会议，会议的宣言中指出：
野生生物的生存是我们全体非洲人所密切关心的事，生长在野外的这些野生生物，不仅对于满足人们的猎奇和自然享受是重要的，而且是我们的国家资源以及未来生活和幸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野生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 先，在某些发展中地区对野生动物适当地进行驯养、管理和屠 宰，使之作为当地食品，较之从外地引进的品种更好。
其次，很好维持和管理国家公园，可以吸引游人，使旅游 事业发展，从而获得大量外汇。如果现代化的扩展只意味着令 人厌恶的城市和伤痕累累的农村的增加，而野生生物只剩下了 蟑螂和老鼠，那么，保护未被破坏的大自然的尊严的殷切心 情，只能是城市居民受压抑的心中的想象而已。每个发展中国 家都有好些名胜古迹和美丽的风景区以及一些稀有生物要保存 下来，以供本国公民和日益增多的外国旅行者的欣赏。发达国 家的教训正是：这种美丽和供人游乐的地方，由于人们的不负 责任和无节制的商业化，而没有保存下来。必须采取适当的强 制性保护措施。第一步是调查它们的所在地，以及它们所包含 的自然体系的范围。然而这种对自然界遗产的重视，只是国家 珍惜宝贵财产的一部分工作。没有人会感谢那样的专家小组， 他们只勘测种植香枞的最佳地段而置铅矿和锡矿于不顾。
在资源查清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面临着的第二个问题 是各种资源的相对价值。它们在这里会遇到好些困难，如同我 们已经研究过的关于发达国家可用资源的问题一样。一种矿石 就世界目前的价格标准看来也许没有价值或用途，但可以在将 来变得非常宝贵。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南非金矿的矿渣当时无 用，后来幸运地发现了其中的铀。在加纳亚山蒂金矿的相似矿 渣中却未发现有铀。由于资源用途和价格的不稳定，发展中国 家是在许多不利情况下进行工作的。
发展中国家还可能感到整个采矿费用太大。发达国家已经 捷足先登地开采了容易得到和易于开发的矿石而发了大财。在 某些地区，例如加纳，发达国家已运走了几乎全部锰矿，除了 付给当地工人仅够活命的工资外，没有付出更多的代价。在战 后非殖民化潮流传到波斯湾以前，几十亿桶的石油以最低的价 格被运离中东。外国投资者和当地政府按50比50均分利益地 开采原料，这样达成首次协议，至今仅有20年的历史。因此， 基本上是后采矿者开矿的投资要较先采者更多。此外，在有些 情况下，他们可能发现矿产资源业已耗尽。据估计，如果工业 快速地发展把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今天发达国家的标 准，大部分矿石产量至少要高达今天的五倍。这样计算起来， 锌、铜、铅和锡的来源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就可能枯竭。很多其 他金属可能变得价格更高。发展中国家自然地需要知道：这些 变化莫测的情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妨碍发展，或者至少会 使成本提高多少。
另一个困难是能获利的原料出售仍须仰赖发达国家的市 场。有些原料厂商同大的购买户共同签订稳定价格和供应的协 议，以期确立相互制约的关系。但事实上石油和咖啡的生产国 已经受到了真正的冲击。问题是天然原料的价格过高就会很快 出现代用品，而现代科学技术有发明多种多样代用品的广阔前 途。
减少以往那种依赖的最可靠的途径，只能是力图摆脱当前 的国际贸易局面，而另辟自由发展的道路。可是，对于任何不 像美国、苏联和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这大概不是一 条出路。还有第三种困难问题——财政开支、投资数额、消费 的克制和艰苦奋斗。所有这些，的确是发展中国家今后二三十 年内快速有效地发展所要遇到的严峻的问题。
我们再次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喜欢谈论新的 合成工艺、到处都可能开发的核能、最大限度地应用再循环的 新技术以及没有污染的工业等的蓬勃兴起，那么我们不要忘掉 这些工艺都需要极高的投资和人类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美国 改善环境委员会声称，工业企业在无污染的新措施方面，每年 要支付40到50亿美元。另外一些估计认为，清除已有的污染 并保持未来的清洁，需增加成本5%到10%。但是，发展中国 家甚至对于污染较多、而且费用较廉的现有技术和能量系统来 说，也都难于增加资金。它们也还没有这种科学技术，能一步 就跃进到聚合物、激光和分子焊接的水平。当然，能有这样的 跃进是极受欢迎的。总之，资金缺乏，而真正丰富的只有一 项——人数庞大的并且日益增多的劳动大军，其中大部分人还 都没有技术。
因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使更多的人就业，还是使空气 和水保持清洁，如果各国政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 话，那么决定首先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能性最大。甚至在发达国 家中，当有组织的劳工遇到哪怕是最小的失业增长倾向时，也 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认为，等到成本低的新 技术发明以后，空气和水是有希望得到净化的，而目前不能让 人们去挨饿。何况许多地方的河流和大气层并没有负担过重的 情况。这样，也许有人要问，这不是在环境和经济两方面，把 空气和水看成为无偿物品了吗？这些不应是什么抽象的问题。 事实上当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他们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作 出了严峻的和断然的决定以后，许多污染严重的工厂企业就开 始迁移到别处限制较宽的地区去了。所谓“污染避难所”的概 念才因此初次出现于国际经济学中。
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愿意使人民遭受污染的意外危害。特 别是从日本人公开痛斥把经济增长看得重于一切，而对破坏自 然环境置之不顾的危害以后，这一问题是容易引起重视的。但 是，如果一个政府正在设法对付每年增加2%的劳动力和大量 的城市就业问题，那么它确实将在污染和就业两者之间究竟要 优先解决哪一个的问题上，陷入困境之中。
不过，对于仍有未开发的土地和河流的一些国家，只要计 算一下目前的污染程度同新工业可能增加的污染，就能得出可 供选择的数字。如排出物已使当地江口渔业几乎停顿，人们当 然不会欢迎冶炼厂设在这个地区。根据工业分散的原则，这个 厂可以设在远离江口的海岸。这种密切注意分散污染的做法， 可以成为一般抗衡力量，以减缓工业向提供劳动力、市场和服 务设施都便利的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可以注意发达国家在抗污染 设计和技术上的发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通过法 令或合同强使所有国内外新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工业生产还不到国民总产值的四分之一，雇用了不超 过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所以经过仔细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 分工业增长是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段，而把新工艺设 备纳入最初的整体设计之中。
即使是针对本国各地的污染程度和可能使用的新的防污染 技术而制定出来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是制定适应当 地情况的方针策略的一个侧面。考虑到严重的就业问题，各国 政府还应该将现代化方法与传统的人工操作法兼顾使用。核能 发电的大规模电力网，并不排除农村中的小型柴油机或木炭发 电机。工厂中一部分使用精密仪表，并不意味着大部分货物的 运输和包装不能用人力。在美国，用电气鉴别机剔除不合格的 整张胶合板；在韩国，则用人工仔细地检验剔除，并修补板上 的结节。对新技术和就业问题灵活兼顾的政策，从某种意义来 说，就是回复生态平衡的理想。在既要提高工作效率又要人人 有饭吃的问题上，存在着规模大小和技巧优劣的错综复杂性。 由于过分地集中注意于规模越大越好，效率越高越好，所以整 个社会环境出现了危险的不稳定性。在一个失业的农村建立自 动化钢铁厂，在生态学上的不平衡，正像把一条吃得太多的鲤 鱼放到一无所有的空水池中一样。
但是，所有这些建议——国家资源的调查、现代技术和人 工劳动的合理兼顾、尽量将工业和城市分散到目前工业和污染 负担不太重的地区等，都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政府必须 有坚定的决心并且掌握足够的资源，去兴办大规模的公共事 业。各种调查工作的进行，资助迫切需要的研究工作，或设计 优良的综合技术和人力操作兼顾的中间试验厂等，都是很费钱 的。将集中的经济和城市分散到各个地区，也需要政府的大量 诱导资金和投资，这方面的费用极为浩大。一个缺乏威望或经 费匮乏的政府，既不能实现诺言，也不能应付新技术和生态学 上产生的危险。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让工农业经济增长的利益被少数 人所垄断，如果它们能由税收和公共积累来解决急需的公共资 金的缺乏问题，则多种多样的新技术和就业机会就能成功地适 应他们本国的情况。
如果遵守这些政策原则，人们会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现阶段上，要解决充分利用资源、减少污染以及兼顾人力劳动等问题时，没有一个政策能比有计划、有目的地重新安置 和分散人类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