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业体系视为与生物圈相对立这一看法导致了一个严重 的实际后果，那就是把人类活动的影响视为主要仅限于对“环 境的污染”问题。于是，人们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采取措施来 治理污染，一般而言，采取技术手段的时机总是在生产过程的 末端，用英文表达，那就是“end of pipe”。
多年来，企业界、政府部门喜欢反复地劝说应该“从源头 开始预防污染”。这种观点很吸引人，但是，从某种角度看， 它仍然属于“过程末端治理”的原理范畴，因为这里注意力仍 集中在污染和废料（虽然目的已是尽量减少）方面，而没有展 开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应该看到，在实际生活当中，从过 程末端处理污染物的方法还将广泛地运用。不过，日益明显的 是，从过程末端治理的方法是不够的，不足以维持对生物圈的 干扰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对“过程末端治理”的批判
我们可以从7个方面来批判“过程末端治理”：
1．部门分割
固体废料，危险或有毒废料，液体废料，大气污染等的治 理一般而言要涉及从卫生部门到水资源管理等不同的行政部 门。这些政府部门更为关心的是维护本部门的特权，它们拥有 的管理权力源于不同的立法，这不同的立法又源于不同的，甚 至矛盾的法学原理。这种刚性的制度上的分割造成的结果就是 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过分地强调部门的主张。在一个部门看 来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隶属于 另一个部门的范围之内，于是，“减少污染”仅仅变成了转移 污染。例如，废水处理可以产生“干净”的水，但是净化过程 同样也产生大量的沉淀物。于是，这些沉淀物的存放或在农田 的倾倒处理，就会引起特别是重金属对土地或地下水的污染。 同样，固体垃圾的焚烧处理固然可以大大减少其数量，但是焚 烧后灰烬的存放同样产生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问题。此外， 焚烧还可能污染大气。为了符合空气排放标准，又必须安装过 滤装置，来收集那些同样也应该处理的固体废料。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在总体环境问题处理方面，也 存在着类似的部门分割状态。在国际上有许多互不相关的国际 间协定，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也有关于 同温层臭氧的和关于土地荒漠化的，以及还有关于森林保护的 等等。这些国际协定由代表不同领域的专家拟就，他们并未真 正相互间协调，他们从属于不同的部门和机构，涉及各自的权 力范围便百般苛求。但是，真像地球生态科学表明的那样，生 物圈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的。
2．增量发展
总的说来，过程末端治理方法是日益增量发展的：它由渐 进的小步改善不断向前。这种方式有其优越性，但是它以边际 的改善加强了已有的技术体系，而牺牲了真正的革新。于是人 们逐步地陷入了一个变得日益难以自拔的技术困境。
比如说，人们早就知道应该用其他动力的马达，特别是电 动机来取代燃烧冲程马达。但是，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投入， 迫使人们现在只能，并将继续只能努力改良它，通过催化、稀 释混合等技术，使之尽量减少污染。而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加 强这一古老技术在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向其他类型的马达过 渡，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变得日益困难。要考虑到汽 车工业在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性（每10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 个）。
3．成本越来越高
增量发展的特征是效率逐步下降：为了减少份量越来越少 的污染物，成本越来越高。如垃圾处理的成本就随着标准的日 益严格而不断提高。
过程末端治理的主要困难源于有毒废料处理的乘数效应。 我们拿将作焚烧处理的危险废料举例，焚烧炉需要空气过滤装 置和冲洗用水，而过滤装置和冲洗用水在使用过后也被认为是 有毒废料。自然地，因处理初始有毒废料而产生的二次废料的 处理有可能产生其他同样属于危险级别的“最终”废料。比 如，冲洗用水可以再处理，但残留固体废料始终是危险物品。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大卫·阿伦（David Allen）先生指出， 在美国每焚烧1吨危险废料平均要产生40吨的其他废料，主 要是炉灰和过滤器的冲洗用水。
4．产生恶性经济效益
据许多一致的报告，经合组织国家因治理污染和处理垃圾 而形成的市场每年达到约3000亿美元，据估计，到2000年， 将达到6000亿美元。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世行的一个分支机 构）分析，这一市场主要分为三大类：
a）垃圾处理设备、水净化处理设备，污染物控制装置 （过滤设备、静电沉淀处理装置等）；
b）设施本身，它们是进行污染治理和危险废料处理的基 础设施；
c）经常性的服务与咨询，包括测量、分析、效果测定、 环境状况评估，或者还有使用某种指标体系和“绿色标志” 等。
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应该为看到一个经济领域如此繁荣而 感到高兴才是。一个前景极好的市场：一方面，在工业化国 家，各项指标日趋严格，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污染问 题日趋严重，保证了过程末端治污设备市场的良好前景。
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污染本身演化成一个巨大的 市场的时候，治理污染的压力集团会努力扼杀一切真正实施预 防污染战略的试图，这已经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有关环境保护的 立法中。再者，有污染，必须要采取措施治理，治理污染形 成了市场；间接地，污染在国民经济帐户中成为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加值，换句话说，污染等于增加了国民财富。而事实上， 这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间接地反映的是生态系统的贫瘠 化。
5．科技惰性的鸭绒枕头
过程末端治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强制战略，会引起这样的 对应态度：企业家会满足于遵守立法者规定的标准，他们当中 的大多数，不会去投资开发污染少的生产方式，而会购买在市 场上能找到的最廉价的治污设备，以最低标准满足法定的标准 要求。
总的说来，这一治理方式引起私营经济为一方与政府及公 众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瓦解性对抗。例外证明了这一 规则，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出于荣誉，遵守了，甚至超标准执 行了环保标准，除了由此可能对企业公共关系产生的影响外， 我们还要关注它们会不会因此把环保问题转嫁给它们的供货商 或承包商。
6．可能有损于发展中国家
过程末端治理污染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事实上， 经合组织国家是目前污染治理设备最大的市场，它们因此向发 展中国家施加贸易压力，以求出售它们这方面的技术。这种对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压力会随着经合组织国家过程末端治污技术 的日益完善和本身市场饱和而日益增加。
工业化国家的这种策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双重的忧虑：首 先，由于其增量发展的性质所决定了的，过程末端治理技术的 广泛使用会阻碍发展中国家跨越一些阶段和直接进入更为现代 化和更少污染的生产方式。其次，过程末端治理污染的基本原 理会导致产生一系列的环保标准、生态指标、各种各样的技术 规范，这些不仅需要日益复杂的生产方式，而且需要基础设施 和专门的社会机构（信息网络、教育、管理专家、立法）。而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是部分地具备上述条件，于是有可能加重 它们对发达国家，特别是通过发展援助的依赖。
7．它不提供全面的看法
人们对过程末端治理方式可能提出的最根本的责难是它不 可能提供全面的概念的框架。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治污 方式甚至会引出越来越多的技术规范，而这些规范会加深不同 领域的专家间的隔阂。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只能依据那些基于 零碎的毒理学的和生态学的知识所制定的规范来采取应急措 施。于是，人们往往以十分合理的方式，但总体上都是混乱的 方式，来解决特殊的灾害，而没有从全面考虑与干扰生物圈密 切相关的问题。
除了许许多多的法规和技术规范，无论它们多么详细，我 们却没有一个参照性的框架，没有一个概念性的纲要，可使我 们设想和估价同时适合于环境与发展的抉择。
当然，我们不会看不到，过程末端治污方式还将长期主宰 环境问题的治理环节，哪怕仅仅是因为政治的和行政机构的惰 性。减少污染的技术，立法方面的规定，构成了其发展的框 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也还需要它 们。因为它们将继续构成国家规范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影响 （人们传统地称之为保护自然）的立法基础。
简而言之，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一治污方式具有巨大的缺 陷。许多企业已经试验了预防污染的发展战略。但这只是一些 个别的情况，常常为传媒所炒作。这是指一些大企业具备了测 试手段，它们可以运用诸如“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LCA），“环保设计”（Design for Environment，DFE）或 “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等生产方 式。
再者，一些预防污染的生产方式，如清洁生产等，本身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工业生产肯定得产生废料和副产品。 比如说，不可能生产奶酪而不造成一部分未利用的牛奶成为 “废料”或副产品。
因此，我们需要把过程末端治污方式，以及其他许多预防污染的方式，加以整合，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之中，工业生态学愿意为人们奉献的就是这样一个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