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伟

　　2 月的滇池见不到太多的春意，浑浊暗淡的湖水和湖面上张扬滋生的水葫芦让人有种不祥的预感：天一转暖，蓝藻又可能疯狂地暴发。而最新的监测数据表明，除 COD 即化学耗氧量基本得到控制外，滇池水体总磷和总氮的含量仍然居高不下，富营养化十分严重。也就是说，从 1996 年国务院将滇池纳入“三河三湖”重点治理规划算起，累计投资达 40 多亿元的滇池污染治理工程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滇池的遭遇警示后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不得

　　在我国众多的湖泊中，滇池“个性”鲜明。它地处高原盆地，与外界“沟通”甚少，湖水置换一次至少需要 5 至 7 年。而“老天”又偏偏将它放在春城的“脚底下”，让它充当昆明人的“痰盂”，大到工农业生产，小到吃喝拉撒，一切污染物一股脑地往它身上浇。

　　滇池是大度的。千百年来，它“忍辱负重”，靠自身有限的自净能力维持着肌体的健康，献出碧波清流和肥美鱼虾。

　　20 世纪最后三四十年，滇池接连遭受致命的重创：先是“大炼钢铁”，周围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后是“以粮为纲”，围湖造田，1/3 的湖面被蚕食；进入 80 年代，粗放的工农业增长方式和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污染负荷猛增——滇池在劫难逃。

　　近年来，国家和云南省将滇池污染治理视为“重中之重”，不惜投入巨额资金，污水处理厂、底泥疏浚、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等工程相继上马。可滇池依旧愁容不展。

　　1999 年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邀请国内外著名湖泊治理专家聚集昆明，为滇池“会诊”。专家们的结论是：滇池的富营养化是长期污染导致水环境和生态环境功能严重退化的结果，而功能再造将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外经验证明，湖泊治理一般至少需要 10 至 20 年才可能取得较明显的成效。日本琵琶湖经过 25 年的治理，投资近 185 亿美元，才基本控制住水质恶化的趋势。

　　回顾“治滇”的苦辣酸甜，云南省副省长陈勋儒不胜感慨：“先污染后治理使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这条路万万走不得！”

　　由点到面，由易到难。治滇的得失说明，治理湖泊要有流域全局观和生态系统观 1999 年春夏之交，治污“零点行动”在滇池打响。经过艰苦努力，滇池流域 250 多家重点污染企业全面完成治理任务。在此前后，昆明市建成 4 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 60%，居全国前列。点源治理措施的实施，有效地削减了 COD 的入湖量。

　　然而，点源治理成功所带来的良性变化是有限的，并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值。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戕害滇池的“首犯”。据统计，以农村固体废弃物、化肥和水土流失等为主要构成因素的农业面源污染，目前已占滇池污染物总量的 50% 以上。在滇池沿湖地区，亩均化肥的施用量高达 200 多公斤，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化肥的过量施用，残留和淋失比例的加大，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加剧，对滇池构成严重威胁。

与点源污染相比，面源污染分布面广，涉及千万农户，治理难度可想而知。

　　湖滨湿地是水体和陆地的过渡区，对过滤陆源污染、帮助水生物繁衍和生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湖泊自净、实现良性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由于历史原因，滇池沿湖用石头堆砌了一道长约 160 公里的防浪堤，堤后湿地变为农田或村庄。防浪堤切断了滇池伸向陆地的“七经八脉”，使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专家建议，有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湖还泽、恢复和建设湖滨湿地，应作为滇池治理的重要措施，尽早纳入议事日程。

治滇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云南要做出个样子，让滇池重现生机

　　到昆明采访，你会感受到浓重的治滇氛围。从省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怀着深深的“滇池情结”。昆明市副市长冯志成告诉记者，春城因滇池而兴。滇池不仅是昆明市的饮用水源地，还是守护昆明的生态屏障。“如果滇池消失，昆明将不堪设想。”据他介绍，按照城市建设远期规划，昆明将成为山水之城、园林之城，形成“城市在湖泊中，湖泊在城市中；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的格局。这一美好的构想能否实现，关键看滇池治理。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问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治理滇池投入那么多钱，到底值不值？李嘉廷回答说，在风景秀丽、环境宜人的云南，滇池是一块目不忍睹而又必须面对的疮疤。如果这块疮疤治不好，何谈建设旅游大省和绿色经济强省。从这个意义上讲，治滇就好像一把尺子，衡量着云南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目前，由云南省政府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起草的《关于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已上报国务院，云南省人大正加紧对《滇池保护条例》进行修订。一场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污染治理战役已在滇池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