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修琦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北京 100875）

提　要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曾经是发达的原始农业区，农牧交错带的形成是该地区原始农业文化衰落、牧业文化兴起的产物。本文的分析表明，标志全新世暖期结束的气候变化事件所导致的农业气候资源条件的变化是原始农业文化衰落、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农牧交错带 气候变化 土地利用

分　类　中图法 S162.2 F301.24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没有衰亡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在其他古文明衰亡之时，中华文明的发展却进入夏商周的文明巅峰时期^[1]，并一直发展延续至今。然而，中华文明的连续并不意味着没有兴衰变化，中华文明的延续也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讲的，就具体地区而言，区域性的文明衰落与间断的现象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曾占有重要地位的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江浙的良渚文化等均未发展成为今日的中华文明。但文明在一个地区衰落了，在另一个地区又继续发展起来，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顶峰时期的夏商周文化就吸收了周围许多地区的前期文化要素。与世界其他衰亡的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虽数经盛衰波动而不间断地延续并发展至今，应得益于她有广阔的面积及与之相联系的多样的生存环境，使得文明有可能通过变更生产制度或空间的转移得以延续与发展，使得中华文明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吸收了许多周围地区的前期先进的文化要素而达到高度发达的同时，周围地区的文化却明显地落后甚至倒退，沦为蛮夷的地位。如，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江浙地区的马桥文化均与各自前期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缺环，并呈现退化现象^[2～4]。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则发生了原始农业文化衰退、牧业文化从定居农业中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以牧业文化为主导的过程。

　　本文拟就我国北方地区原始农业文化衰落、牧业文化兴起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尝试从农业气候资源的满足程度的角度对该文化变化原因予以解释。其中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事件和气候变化事件分别按习惯使用日历年代（用 cal. 表示）和未校正的 ¹⁴C 年代，在本文所关注的时段内，¹⁴C 年代较日历年代偏小约 300～400 年，涉及两者换算对比时在文中注明。

1 我国北方地区原始农业文化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考古学证据表明，在我国现代以半农半牧为特征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史前曾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最早的史前原始农业于 cal.8000～7000aBP 发现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即兴隆洼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原始农业文化在 cal.7000aBP 以后才开始出现。在此后至 cal.4300aBP 期间的考古文化虽出现数次文化间断现象，但文化类型均为定居农业文化为主，兼营狩猎，其晚期，农业文化已十分发达^[5、6]。根据考古资料所确定的史前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在：从大兴安岭西侧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一线（图 1）^[7]。现在的农牧交错带地区当时基本上属于原始农业区。

图 1 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北界与现代降水分布的对比及老虎山文化区和朱开沟文化区的位置（据文献 6、7 编绘）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odern precipitation and the northern boundaries of dry crops during the Yangshao-Longshan Cultures,als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aohushan and Zhukaigou Cultures

　　从 cal.4300aBP 前后开始，我国北方地区的的原始农业文化普遍衰落，牧业文化兴起，发生了从农业文化向牧业文化转变的过程。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可以看出，整个文化的衰落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岱海地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文化——老虎山文化 (cal.4800～4 300aBP) 于 cal.4300aBP 前后中断，继之在较老虎山文化偏西、偏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陕北、晋北地区兴起朱开沟文化
（图 1）^[6、8]。第二阶段是在朱开沟文化期间 (cal.4200～3500a BP) 由早期的农业文化演变为晚期的畜牧业文化：朱开沟文化下层 (cal.4200aBP) 的墓葬中只发现殉葬的猪下颚骨，反映农业文化的特征；中期 (cal.4000～3800aBP) 随葬品中羊下颚骨大量出现，反映畜牧业经济已比较发达；至上层 (cal.3500aBP) 时墓俗已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墓葬相同，表明畜牧业文化产生，畜牧业文化取代了农业文化^[9]。同期，内蒙古东南部、甘肃境内亦显示牧业文化成分显著增加的特征，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cal.4000～3500aBP) 虽仍以农业为主体，但分布区较原始农业鼎盛时期的红山文化时期南退达一个纬度，遗存中羊、马、牛等家畜增多，反映牧业成分的增加；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魏营子文化是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影响的牧业文化类型^[6]。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中以羊为主的畜牧业经济较以前有进一步发展^[10]。cal.3500aBP 以后，长城沿线地区的游牧文化进一步向南、向东南扩展，并在殷墟二期文化之后的商周之际达到最大规模。具有游牧文化性质的北方青铜文化曾一度扩展到陕西绥德、山西石楼、北京玉皇庙一线以南^[6]。关中西部地区受到西部甘青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11]，晋中地区考古文化长期稳定的谱系结构受西方、北方文化因素的冲击而开始解体^[12]。我国北方地区所出现的上述考古文化性质跃变，即牧业文化从农业文化中分离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以牧业文化为主导，与整个欧亚草原区游牧文化的兴起，古印度、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衰落或重大调整的时期大体相同^[13～15]。

　　随着农业文化的衰落、牧业文化的兴起，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成为以半农半牧、时而农时而牧的的土地利用方式为特征的农牧交错带，战国以后所修建起来的长城成了中原农业的汉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分界线，农牧文化在历史上随着冷暖、干湿的振荡多次进退、交替，并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农业文化相对兴盛、农业北界向北扩展的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汉、晋、唐、辽金、清代中叶及现代等时期。其中，1000～300BC 东南部地区为畜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混合的文化^[6、16]；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中南部的岱海地区为牧农文化，鄂尔多斯地区则具有更浓厚的草原游牧经济特点^[6、17]。汉代，农业文化在中南部地区空前繁盛，西汉时期旱作农业北界曾达到阴山以北。360AD 以后（晋）农业北界推进到与现今相近的位置约百年左右。至中世纪，唐代农业文化一度兴盛，唐末辽初农业文化再次兴起，辽金农业文化空前繁盛，金末元初 (1230～1260AD) 农业文化衰落，中世纪时期西部地区旱作农业北界只达到鄂尔多斯高原中部，较汉代明显偏南。明清时期明长城一线成了农牧业文化的分界线，其间农牧交错带曾反复推移，如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的 18 世纪，农牧过渡带曾一度西伸北展^[5]。

2 从气候变化看土地利用方式变化

2.1 原始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得以维持的气候条件

　　全新世以来，我国农牧交错带地区于 10000aBP、9200aBP 和 8500aBP（¹⁴C 年龄）经三次阶段性增暖进入全新世暖期，该地区在全新世暖期期间经历了环境较现代更为温暖湿润的环境^[5]。全新世暖期期间以油松为主的森林植被的分布高度达到海拔 2000m 以上，较现代大青山油松分布上限高 300～500m，年平均温度至少高于现代 2～3℃^[5]。以下信息可以用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 450mm 等雨量线的大体位置：油松林分布区的北界，干草原及相应环境下的土壤与草原—草甸草原及相应环境下的古土壤的分界线，以及 CaCO₃ 结核、结核层形式出现的古土壤淀积层和以 CaCO₃ 薄膜、斑点和假菌丝体形式出现的土壤淀积层的分界线等，根据以上证据推断，全新世暖期时 450mm 等雨量线的大致位置为：北起呼伦贝尔沙地，向南经浑善达克沙地向西沿大青山南麓从呼和浩特折向西南，经六盘山向西南，在大部分地区与现代 350mm 等雨量线位置接近，较现代多 100mm 左右^[5]。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根据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磁化率复原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18]，根据孢粉、古土壤等证据复原的降水较现代高 100～150mm^[19]。赤峰地区的孢粉分析和岱海的水量平衡推算出的结果均与以上结论相似^[20、21]。根据上述证据推断，全新世暖期时农牧交错地区的降水较现代高 100mm 以上。

　　在位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北界附近的赤峰、北票、熬汉旗大甸子墓地、兰州白道沟坪、临夏东乡林、民和、乐都柳湾等遗址中均发现粟的遗存，表明当时粟的分布已达原始旱作农业的北界附近，当时旱作农业的北界基本就是粟的分布北界。根据粟对水分需求的特点以及现代农业的分布特征，可以把 350～400mm 降水量看作是现代无灌溉条件下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北界的临界值。考虑到史前农作的原始性，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极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也不大，原始农业文化时期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北界的降水量应与 350～400mm 相当或略高。与近 40 年平均的等雨量线相对比，发现以上原始农业的北界在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的农牧交错带地区与现今雨量线 300mm 吻合很好（图 1），这意味当时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7]。根据旱作农业的北界推测的结果与根据自然证据复原的降水结果相吻合，说明全新世暖期时的土地利用格局是受降水因素控制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降水状况的体现。

2.2 4000～3500aBP 的气候突变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4000～3500aBP（¹⁴C 年龄）是一个气候状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气候转折时期，标志着全新世大暖期的结束^{[5、8、22、23]}。在农牧交错带地区，4000～3900aBP（¹⁴C 年龄）前后发生显著的变冷过程，表现为喜暖的油松、栎等花粉显著减少，冷杉花粉显著增加，岱海地区古土壤发育中断，此降温事件可能导致了较现代低 2～3℃的强烈降温^[5、8]，在此事件之后的平均温度在相对暖期时与现代相近或略高。降水变化落后于温度变化，显著的变干过程发生在 3700～3500aBP（¹⁴C 年龄），表现为内陆封闭湖泊湖面降低，湖泊收缩，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孢粉组合中草本成分增加，木本成分减少，或偏干成分增加，偏湿成分减少^[22]。根据现有资料，定量地推断此次降水突变的幅度尚有困难，但以全新世暖期盛期时的降水代表突变前的温暖时期的平均降水状况，以现代的降水状况近似地代表 3500aBP 以来相对暖湿时期的平均降水状况，全新世暖期时的降水与现代降水的差别就可以近似地反映 3500aBP 突变前后平均降水状况的差别，即突变前后的平均降水差别可达 100mm 以上。

　　根据内蒙古中南部的现代气候条件分析，年平均温度每变化 1℃，作物种植上限变化 200m，≥10℃积温变化约 150℃，无霜期缩短 8 天。对老虎山文化分布的岱海地区而言，3900aBP（¹⁴C 年龄，相当于约 cal.4300aBP）前后的温度突变使得年平均气温比现代低 2～3℃，由此导致的农业种植上限的降低已使得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分布的高度处在可种植上限之上；≥10℃积温、保证率 80% 的≥10℃积温及无霜期的相应减少，已无法满足该地区谷子的正常生长。这对老虎山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文化是致命的打击，正是降温使人们为适应环境变化而改变其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或迁向条件适宜的地区，从而造成岱海地区老虎山农业文化的衰亡^[8]。

　　继老虎山文化之后的朱开沟文化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向西南迁移至较岱海地区暖、但少雨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早期所以能够继续保持农业文化性质，是由于降温后朱开沟文化所在范围内温度条件仍能够满足农业生产需要，而在降温之后的 300～400 年内降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体现了暖期结束过程中降水变化落后于温度变化的影响^[8]。

　　朱开沟文化期间由农业文化转变为牧业文化的过程，与 3700aBP（¹⁴C 年龄，相当于约 cal.4 000aBP）以后发生的变干的过程相对应^[5]，3700～3500aBP 发生的降水突变之后的平均降水较突变前至少减少 100mm 以上，即使是在与现代相近的相对暖期，长城沿线地区的降水量也已降低至 250～400mm 以下，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半农半牧或纯牧业，农牧交错带自此形成。

　　总之，气候变化对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所发生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有深刻的影响。原始农业文化结束、北方牧业文化兴起之际正是全新世暖期结束的气候状态转变之时，以半农半牧、时而农时而牧为特征的农牧交错带于 3500aBP 以来出现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与全新世暖期后建立起来的新气候格局相对应。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是人类响应温度降低、干旱化增强的气候变化的表现。

2.3 气候变化与农牧交错文化的兴衰变化

　　4000～3500aBP 的气候突变之后开始形成与现代相近的气候格局，3000 多年来气候发生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过程，其中暖湿的时期与现代相近或较现代略为暖湿，但总体上降水较突变前显著减少，再未出现全新世暖期时的暖湿状况^[5]。近 3000 年来，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农业与牧业文化随着冷暖、干湿的振荡多次进退、交替，历史上农业文化相对兴盛、农业北界向北扩展的春秋战国、汉、晋、唐、辽金、清代中叶及现代等时期均是暖期或相对温暖期，而牧业文化相对兴盛、牧业南界向南扩展则一般发生在冷干期^[5]。

3 结论

　　cal.4300～3500aBP 期间在我国北方地区发生了原始农业文化衰落、牧业文化兴起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过程，此过程导致了以半农半牧、时而农时而牧为特征的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上述过程发生于全新世暖期结束的气候状态转变之时，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农业气候资源条件的变化是导致发生上述变化的根本原因，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是人类响应温度降低、干旱化增强的气候变化的表现。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的出现与全新世暖期后建立起来的新气候格局相对应，历史上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多次交替和兴衰与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过程相对应，其中暖湿的时期农业文化相对兴盛、农业北界向北扩展，冷干的时期牧业文化相对兴盛、牧业南界向南扩展。

　　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北方地区原始农业文化衰落后所形成的，而非历史时期中原农业文化向北扩张到北方游牧文化地区的结果。历史上农牧交错带地区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彼此消长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这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以气候条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制约性为基础的。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文明兴衰过程表明，中华文明整体上的连续与区域上的衰落或间断是并存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只是就整体而言的，这对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的衰亡均发生在 3500aBP 前后，已有的成果表明，上述地区在古文明衰亡之时均发生显著的气候变干过程，因此，有的学者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等古文明的衰亡归因于气候变干^[14、15]。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境内对全球变化反应敏感的气候与生态过渡带之一，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它相应于非洲的萨赫勒地带。4000～3500aBP 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生原始农业文化衰退、牧业文化兴起并形成农牧交错带的过程，在时间上与古印度、古埃及等古文明的衰亡大体同步，在成因上也具有一定的形似性，同是气候变冷，特别是变干的结果。我国农牧交错带地区在降水变化和文明兴衰方面与上述地区的高度一致性意味着这些地区的降水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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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方修琦，男，1962 年生，自然地理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	国家教委留学回国基金和博士点基金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