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东峰

　　人口普查表明，我国近年来新生男孩数量比女孩数量几乎多 20%，大批男孩成年后将面临着无法找到配偶的婚姻挤压等社会学问题——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令人忧虑的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越演越烈，在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连续攀升，远远超出 103～107 的正常范围，五普达到了令人震惊的 120。也就是说，普查中登记的新生男孩数量多于女孩数量几乎 20%，未来大批男孩成年后将面临着无法找到配偶的婚姻挤压等社会问题。近日，记者就此话题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侯东民副教授，他建议：国家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代价小而有效的方法。

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

　　所谓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某一时期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据悉，有关调查表明，至少在 1979 年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是基本正常的，但自提倡一孩政策开始，就出现了升高趋势。在 1981 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出生性别比（108.47）偏高主要是多胎性比偏高造成的。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进一步提高到 114.2，其中只一孩性别比正常，二孩以上均大幅度超出正常范围。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一孩性别比仍正常，2～4 孩出生性别比分别飙升到了 151.92、160.30、161.94，导致全国出生性别比接近令人震惊的 120。

　　侯东民说：“目前，市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35%，乡村占 65%，由此可见，农村出生性别比对全局影响最大。在将来出现婚姻挤压时，城市的婚姻挤压，即城市男青年择偶困难问题，可以因区位优势通过迎娶农村女青年得到缓解，这势必进一步加重未来农村的婚姻挤压问题，未来农村男青年择偶比当前农村出生性别比（122）表现出的问题更严重。这不仅将极大影响农村青年的正常生活、也可能带来社会稳定等诸方面问题。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经延续 20 几年，目前已属于畸高，这种情况再维持下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采取有效的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二胎性别比异常是最主要的原因

　　侯东民认为，全国连续攀升的出生性别比与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还欠缺，农民家庭下一代中如果没有男性，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还有实际困难。例如，女孩无法承担某些繁重的农活，难以在夜间看护果林等等，在某些精神文明欠缺的社区纯女户家庭甚至还有受到欺负的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最终要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不过，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一时之功。政府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采取有效对策，是当务之急。事实上，我国有关部门一直也在采取种种措施，但是迄今效果并不明显。侯东民建议，应深刻认识这一问题涉及群众权益的性质以及以其他方式处理的难度，通过人口政策微调，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即应考虑对农村双女户政策上放开三胎。

　　他说：事实上直到今天，部分地区农村二胎生育可以说还较为普遍，双女户三胎，三女户四胎，四女户五胎的情况也仍为数不少（多胎出生性别比在 160 左右就说明了问题）。侯东民认为，“我国目前这种生育结构似乎不应导致出生性别比如此之高，特别是二胎出生性别比如此之高（152）。这反映出目前农村政策没允许双女户生三胎，对农民二胎生育造成了较大心理压力，出生性别比结果出现了过大的反应。五普全国多胎生育占全部生育不到 6%，在一胎出生性别比正常情况下，二胎性别比异常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抓住二胎性别比这个关键环节，对农村双女户政策上放开三胎，以解除农民二胎生育的心理压力，鉴于多胎比例较小，因此是可能以小的代价，较大幅度校正出生性别比的。何况在我国农村双女户，三女户等实际上也还有不少人在生育”。

　　侯东民推算，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后，假定城、镇出生性别比仍在高位不变（目前二者分别为 114、120），假定农村一胎与多胎出生性别比也不变，假定微调只单独导致农村二胎出生性别比降低到正常水平 106，根据“五普”数据测算，全国出生性别比将由目前的 120 降低到 111。由于微调肯定也会降低城镇出生性别比（城镇偏高与城镇常住人口统计包含部分进城农民也有关），以及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也会有漏报因素影响在内，全国实际出生性别比估计将降低到 110 左右，达到可以接受的范围。

　　侯东民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在农村推行提倡一孩政策之初，农民与计划生育部门关系极为紧张，甚至造成一些恶性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农民的实际困难，80 年代中期我国对一孩政策做出了调整，对农村独女户放开了二胎，这完全是正确的。在今天，针对出生性别比问题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也是形势需要，是政府从人民长远利益出发的一个重要抉择。当前，双女户生育问题也还是计划生育工作中十分棘手的问题，因此这一调整还可以大大减轻计生部门的工作压力，进一步密切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加快法制规范化的进程。

放开三胎不会影响我国的低生育率

　　据介绍，对双女户放开三胎，理论上讲（即假定目前农村双女户妇女没有任何人生三胎）对农村生育水平 TFR 影响低于 0.25，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对全国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低于 0.17（TFR）。根据资料推测，目前约 20% 以上农村双女户妇女实际上生了三胎，我国城市化水平也在稳定提高，因此这一调整今后对全国生育水平影响会更小。五普调查得到的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约为 1.2，考虑到漏报因素有关部门调整为 1.8。因此，从全国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人口控制要求看，对农村双女户放开三胎，也是可行的。这一放开政策波及的人群，约为 80 年代中期对农村独女户放开二胎政策波及人群的一半，从这点看也只是政策微调。

　　侯东民说，我国人口数量多是一个大难题，由人口控制衍生而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同样也是难题。我国人口结构问题一是老龄化问题，二是出生性别比问题。老龄化趋势是难以避免，难以人口政策校正，也无须刻意校正的。但出生性别比问题情况不一样。这一问题更深刻地涉及群众权益，并且可以通过人口政策微调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