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尽管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口本身，却往往因为资料的残缺或失真，而难以被准确地描述。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相关研究已累累硕果。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基本概貌。

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最明显的特征

　　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如果形象地来说明的话，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口已经爬过了四个坡。

　　第一个坡，从夏至西汉末年（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初），大约 2000 多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缓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 6000 万。

　　第二个坡，从东汉至明末（公元初到 17 世纪初）大约 1600 多年时间，人口围绕着一条水平的总量线（6000 万至 7000 万）上下波动。对于宋时期和明时期的人口总量，有学者认为已经达到或突破了 1 亿。

　　第三个坡，从明末至清后期（17 世纪初到 1850 年），大约 200 年时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历经 1 亿、2 亿、3 亿，最终达到 4亿3 千万左右。

　　第四个坡，从清后期至新中国建立（1850 年到 1949 年），大约 100 年时间，人口总量在动荡中继续增长。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人口已超过 5亿4 千万。

我国人口的波浪型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轨迹

　　虽然我们用爬坡来描述中国历史人口总量的变化轨迹，但实际上人口总量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型持续增长，而是表现为一种波浪型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某个时期增长很快，在另个时期却增长很慢，甚至减少。一般来说，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度增长。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可以达到 0.5% 至 0.7%，有时达到 1% 甚至更高。如西汉前期、盛唐时期、清时期等。而在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总量就会减少，乃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如两汉之交、三国时期、明末清初等。这种波浪型的变化，在整体上，形成了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波浪型轨迹，谷连着峰，峰接着谷；在局部上，则形成了大部分朝代期间人口发展的“单驼峰”或“双驼峰”型轨迹。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人口自然增长缓慢。从公元 2 年的近 6000 万到 1850 年的 4.3 亿，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0.10%。如果算到 1949 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 0.11%。但是从短时段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这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证明。一是突破人口亿关的时间。中国人口达到 1 亿用了几千年，达到 2 亿用了几百年或近百年，达到 3 亿用了大约 40 年，达到 4 亿用了 30 年左右。二是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有加快的趋势。清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1.2%，比唐时期高出 0.6 个百分点，比宋时期高出 0.3 个百分点等。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历史人口总量变化的特征，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口呈现出波浪式加速增长的态势。

　　当然，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并不仅仅表现在总量上，还表现在空间上，即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

　　远古时期，人们抗御自然的能力很低，只能聚群而居，傍水为生。所以黄河流域孕育了大小部落，也孕育了最早的国家——夏商周。其后的诸多国家政权，无不将黄河流域作为发展经济和政治的重要地区。

　　三国时期（公元 3 世纪）起，政局不稳，战争纷起，中原地区民不聊生，促使北方人口向南迁徙。两晋时期（4 世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入主中原，民族矛盾激化，再次推动北人南移。进入隋唐时期（7、8 世纪）以后，南方仍然是北人迁移的首选目标。历经这样多次自北而南的人口大迁徙，公元 754 年安史之乱后，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北宋初年（公元 980—989 年），南北户口之比大约为 6 比 4。明朝初年（公元 14 世纪后期），南北户口之比大约为 7 比 3。

　　与南重北轻人口分布格局同时形成的还有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格局。虽然 19 世纪以后，曾出现北人回归北方和中原人口向周边省份迁移的浪潮，但南重北轻和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始终未有根本性的变化。

　　人口是社会的构成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会对人口变化产生重要的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发展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作用就越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发展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作用就越小。中国历史人口的变化明显地属于前者。

影响中国历史人口变化的因素可以归纳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类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包括地理、气候、水文、土壤等诸多因素。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趋于寻求气候良好、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生存。而且这些地方往往能够在付出同样的劳动时获得更多的收获。中国历史人口起源于两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人口密度高于西北人口密度，实际上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好的自然条件能够促进人口增殖，不好的自然条件则会造成人口的减少。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剧减和增长缓慢都与当时出现的气温异常、自然灾害泛滥有着直接的联系。

　　经济环境主要指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增加作物品种和提高亩产量就是增加粮食的重要途径。我们虽然不能将人口变迁完全归因于粮食的多少和农业生产的兴衰，但农业发展和粮食丰收肯定有利于人口增殖。每个朝代前期社会安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口兴盛。宋代人口的剧增，与南方农业开发、水稻品种增加不无关系。思考清代人口剧增之迷时，人们也注意到了传统南稻北谷粮食作物结构向多元化作物结构的转变。甘薯遍布长江流域。玉米成为北方人民的主食之一。甘薯、玉米等作物不仅产量高，易种植，而且适宜于在丘陵、山地种植，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扩展了生活资料的范围。

社会环境的内涵很丰富。这里主要指对人口变化影响较大的
战争、政策和人口统计制度等三方面因素

　　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战争。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和人口总量的减少。战国时期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三国时期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宋时期北方的“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等都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人口的摧残。二是直接造成人口生存环境的破坏，贫困、饥饿、疾病，人口寿命缩短。翻开史书，每每大战之后，都会留下诸如“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人相食啖”的记载。三是造成在籍人口的下降。战争使大量人口迁徙。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几次人口大迁徙无不与战争有关。迁徙人口脱离原籍，使国家在籍人口减少。

　　政策包括政治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政策等。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是最重要的。在中国“多子多孙”生育文化影响下，只要社会安定、轻徭薄赋，人口就会增殖，其中当然包括回归户籍的人口。一旦社会动荡、赋税加重、人地分离，人们就会死的死、逃的逃，户口总量就会迅速减少。前面讲到的波浪型人口变化，实际上就反映了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兴衰的影响。人口政策对人口变化也会有所影响，但不会产生独立的作用。只有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相结合，人口政策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

人口统计制度经历了历代的发展，不断完善，
也成为影响历史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经济社会中，人口数量常常成为衡量经济兴衰的标尺。统治者经常透过人口变化考虑政策问题。所以，中国很早就建立了人口登记和调查制度。这些制度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更和完善。据研究，西周初年（公元前 11 世纪）已经有了经常性的人口调查，并建立了将人口分为不同类别和由不同部门负责登记的制度。战国时期采取了由下级官员登记并向上级官员或中央汇报统计数字的上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有学者认为，秦代还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人口调查。隋唐时期实行的是手实（户口本）、计账（州县的户口册）、户籍（上报中央的户口汇总册）三级登记统计制度。明清时期改为户帖和黄册制度。户帖类似于今天的户口本，记有住址、家庭人数、姓名、年龄、性别、田地亩数、房屋间数等。黄册是户口册，每 10 年编制一次，也就是每 10 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户口调查。康熙七年（1668 年），黄册改为丁口增减册，三年编制一次，统计单位由户变为丁。从分类登记制度到黄册制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制度的逐渐完善，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对人口变化的关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的观点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人口思想。正是由于人口统计登记制度，我们今天才可能拥有一些珍贵的历史人口资料，并对历史人口的变迁进行认真地研究。尽管这些人口资料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园中的瑰宝。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所副教授

　　清朝是我国历史人口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时期，图为载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中的清代北京市户口规模及其演变一览表：

　　我国人口发展地域分布不平衡，图为我国历代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