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首次到云南旅游，行程中就包括了以前多次错之交臂的中甸和宁蒗，也再度到了大理和丽江。刚到虎跳峡，相机快门就出了毛病，无法摄影。于是只留下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地震

　　6 月 20 日下午在昆明世博园参观，一阵雨一阵阳光的，发生了轻微地震，只有少数人感觉到，我自然也还是没有感觉到。我对地震根本不敏感。在北京 23 年，只有一次感受到了地震，大概是 1999 年上半年，正在刘家窑家里躺着，突然感觉天花板上的灯在晃动，床也摇了几下，判断是地震。记得 1990 年亚运会开幕那天的地震，好多人都感觉到了，我就是没有感觉。这天晚餐后，与昆明的朋友打电话，都说昆明城内人心惶惶，有时间的都想到外地避震去。难怪，云南的地震确实不少。1996 年春节前后的丽江大地震犹在记忆中，不久前，楚雄州的姚安还发生过大地震。导游小罗说，你们正好要离开，到山里去躲地震。一夜无事。我们第二天一早就直飞丽江七河机场，冒雨下飞机吃早点后直奔中甸，远远离开了充满了紧张气氛的昆明。

　　俗话说，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横断山间一圈走下来，没有报纸看，没有时间看电视，但是也没有感觉到对于这些信息的需求。我带了一个短波收音机，也只是在泸沽湖边收听了一下美国之音的新闻。还是 30 多年来一直听到厌倦了的巴以冲突，结果就把收音机关了。谁想到居然因此错过了秘鲁发生特大地震这条重要国际新闻。看来，在山里的确用不着那么多的新闻，人们自然就不需要了。在这里，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山林里的风光民俗，让大家都把昆明地震忘在了脑后。6 月 26 日晚上回到昆明，看《春城晚报》才知道，秘鲁南部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 7.9 级大地震，死了几百号人，代总统和当选总统都奔到灾区去视察救灾了。看报知道了这条国际消息，才记起昆明的这件事情来。了解之下，昆明好多人都到大理丽江一带去了。知道昆明没有大地震的可能，许多人陆续回来了，没有走的也放心了。南美安第斯高原与中国青藏高原一样，是世界最高的高原，又在太平洋沿岸地壳不稳定区。而青藏高原则在印度板块与亚洲大陆板块冲撞处，地壳也不稳定。难怪总有地震呢。

香格里拉污水何时了？

　　三到丽江，1994 年，1999 年，2001 年。这第三次来，才有机会过金沙江到中甸，算进入云南的藏区。从虚荣心上说，把西藏本土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四大藏区都走了下来。也算是一个个人旅行的标志。不没有想到的是，经历过唐古拉山口 5231 米海拔高度的我，在中甸 3100 米高度上居然有些高山反应。第二天上海拔 4200 米的碧塔海，却没有反应了。大概是虎跳峡惹的祸。上中甸前，在虎跳峡观光，高而陡峭的台阶匆忙一个来回，气喘如牛。上高原本应注意休息，而我却穷折腾一番，把适应高海拔的本钱给折损了。一夜休息才缓过来。

　　中甸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三条大江从青藏高原上流下来，在循着横断山脉间的孔道南下，在这里齐头并进，彼此间的距离，最近处仅为二三十公里，为一世界奇观。横断山山脉阻隔，与外界交通不便，世风淳厚，风光幽雅。英人詹姆斯·希尔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失落的地平线》，描绘了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根据这个说法，迪庆人和云南人百般考证，认定香格里拉就在迪庆。云南省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发现。结果是云南滇西北的旅游热启动，到中甸和德钦走滇藏线进西藏者有之，经中甸过四川到稻城，循川藏公路南线一路北上到成都的有之。旅游热骤然启动，道路工程暂时没有跟上，我们的司机毛光平开玩笑说，现在的 214 国道滇藏线，是“颠脏”线，要把你的内脏颠得翻来覆去。幸亏有老金和“李金斗”谐趣风生，给沉闷的旅途带来了欢笑。

　　除了道路没有跟上外，下水的基础设施也没有跟上，酒店宾馆倒是跟上了。几年间，酒店宾馆盖了不少，据说足有二三十家。不过都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出去，进入建塘河，排入附近的纳帕海和金沙江。五月看到有电视记者拍下的纳帕海水污染的镜头，已经是触目惊心。所谓中甸，是一个山间的小平原，地势平坦，水流不畅，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这次问当地人，都回答说酒店污水没有处理直接排放出去。据说污水处理设施正在兴建。但是各酒店分散，难以统一处理，就是启用污水处理设施，也难以全面有效。

　　我担心的是，一旦污水横流，清澈的草原水变成黑糊糊的臭水，浸泡着连牛马也不愿意低头嚼一口的乱草，香格里拉恐怕就会变成臭格里拉，再也不能吸引游人。那么，高原上的产业结构转化如何进行呢？森林不让砍伐了，木头财政无法为继，但是没有别的产业可以挺上去。好不容易有一个旅游产业可以拉动地方经济，却被急功近利糟蹋掉。到那时，老百姓喝云雾，吃空气去？目前这样子，来中甸的人比丽江少许多。交通不便就不便吧，不然人更多，环境压力更大，更早到达不可开交的地步。从这个角度看，中甸到德钦或者中甸到稻城的公路状况不佳，是好事，提高了门槛，限制进入横断山深处风景地的游客人数。没有防范处理措施就贸然开发旅游，只能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这样的缺德事情少干一点更好。

泸沽湖有感之一：从木头财政到旅游开发

　　泸沽湖在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和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之间，以女不嫁、男不婚而女性主持全家的摩梭母系社会民俗而著称。摩梭人主要集中在云南一侧的宁蒗永宁乡，游览主要也在云南一侧。

　　宁蒗的泸沽湖地区与县城通公路是 1972 年的事情，以前靠马帮与周围地区沟通。宁蒗县经济发展落后，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现在开发了旅游，情况稍微好了一点。我在 1992 年出版的《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中，就曾对宁蒗县的发展问题有如下描述。

　　“除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中农业比例过高，非农产业比重过小的特点之外，西部还存在着非农产业中的单一产业突出的特点。以云南西北丽江地区的宁蒗县为例，其产业结构中木材采运业占有突出的地位。这种脆弱的经济结构受外界市场对该产品供求波动的影响极大。在某种程度上，犹如二战之前巴西的咖啡和玻利维亚的锡一样，一旦世界市场不景气，这两国的经济便会受到极大地打击。宁蒗的情况正是如此，1986 年全国性木材滞销，木材价格下跌，首当其冲的是木材采运业。随之商业的购销，居民的收入以及财政、金融、商业均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各项经济指标比 1985 年同期大幅度下降。见下表：

　　表 1-6 1986年前三季度宁蒗有关指标与去年同期的比较单位 (%)

　　1998 年我也在写四川攀枝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云南宁蒗县以泸沽湖的风光、摩梭人母系社会民俗而著称。人所不知的是，原始森林采伐是宁蒗的主业。不砍树，地方没有多少其它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砍树吧，又是“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无奈。' 以前林业在宁蒗财政中的地位很高，因此林业部门给山林“剃头”的行为也得到鼓励。这次从宁蒗县城到县域最北部的泸沽湖地区，一路看到石灰岩山区山半腰以下被“剃”过头的痕迹：山头上植被基本完好，山腰以下方便的地方，原生植被已经消失，草倒是还茂盛，没有露出岩石或者土壤。

　　1998 年朱总理宣布长江上游停止采伐天然林，原来的财政支柱没了。所幸的是旅游业上来了；此外，宁蒗也被宣布为长江上游优质林果生产基地。两个天然优势可以发挥，宁蒗发展有了新的希望，而且这次的发展，基本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宁蒗人民的一个福音。摩梭人由此对朱总理感激之情甚深。不然就该轮到泸沽湖区的森林被剃头了。摩梭王子格则说，本地民居的建造使用大量木头，不过摩梭人很尊重自然，都是到林子里选择木头以后采用间伐的形式采伐的，对于大面积的森林没有多少影响。而商业性伐木，则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大小粗细，一概象刮光头一样扫荡。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如同黑死瘟疫。

　　丽江到宁蒗的新公路无需再绕道永胜县城，节约至少 5 个小时的在途时间，宁蒗与外界的联络更加方便，游客会进来得更多。不过物产还是要走老公路，到四川攀枝花上铁路才能迅速进入市场。所以老公路的改善，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泸沽湖有感之二：玛达米和梭里玛夜话

　　到落水村，看见家家户户沿湖岸一字排开，几乎每家开设家庭旅舍供游客居住。说来好笑。政府在这里也建了个宾馆，可是客人就是不愿意住进去，都愿意体验摩梭人家的生活。尽管家庭旅舍没有室内卫生间，也没有什么方便的电器，游客就是不买宾馆的账。我们住进落水村长家的家庭旅舍“摩梭人家”，体验摩梭民俗，吃摩梭饭，喝梭里玛酒，自然很高兴。门前就是宁静的一泓水色清澈的泸沽湖，人情淳朴。真是云南高原 01-7-11 15:34横断山脉间的一块圣地，净土和乐土。

　　大家抽空拜访了两个摩梭人家。夜餐，梭里玛酒上了桌，家就在本村的导游阿昕与男导游阿拉唱了几首摩梭情歌。不一会，大家都学会了按照旋律高唱摩梭民歌里的助词“玛达米”。

　　宁夏画家刘阿龙和江淳夫妇在这里呆了两年了，他们租了一间房，命名为“清淳屋”，在这里创作，也经营茶水和啤酒饮料，供本地青年和游客聊天解闷。此外他们也为一个村子解决了变压器而终于使该摩梭村子通了电，还为一些摩梭儿童解决了上学的费用。为此他们与当地社区有非常和谐的关系。因为阿昕的缘故，我们几个在这里结识了几个本地朋友，在一起闲聊。

　　泸沽湖发展旅游，落水村是典范。大家都有很多收入：每天晚上的篝火晚会，白天游客坐船游览泸沽湖或在岸边骑马。每一家白天和晚上的活动要各派一个人参加。这三项的收入统一分配。各自家庭旅舍的收入归自己。这里体现出了摩梭社区互助互济的传统。

　　但是因为独特的走婚风俗，许多不负责任的导游和介绍书籍，都以此为噱头，把摩梭人的走婚风俗庸俗化。一些外地男女游客到泸沽湖旅游都有期待发生一夜情的“走婚”的心态，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有的男游客就有怨言。一度还有外地“小姐”到这里穿上摩梭人的衣服，冒充摩梭妇女与游客“走婚”，完事之后就要钱。后来村委会决定把发廊按摩屋等一类营业场所集体迁移到村外，与落水村保持一段距离。

　　我随意在网络上搜索一番，就发现了一些误解。有一个署名曹源的人在 1999 年 6 月 12 日写道，“我也要说说泸沽湖‘恶’的一面。泸沽湖也不是一片人间净土 ---- 凡游客所至已没有净土了。旅游开发热到哪里，环境污染及文化污染同时跟进。郭家珍告诉我，有一些摩梭女在酒吧用“走婚”诱惑男游客敞开钱包。”

　　有个网名叫 aling15 的激忿地说：

　　“泸沽湖不是不美丽的，但是她的美丽让人有点压抑，可以那么守着一个偌大，美丽的湖吗？泸沽湖边的摩梭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母系社会，这里依然是最原始的走婚制度，男不娶，女不嫁，甚至还保留了一点原始共产社会的特色。这样的原始应该孕育出的是淳朴和善良，然而不是。随着这里的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不再是那样，有的和其它所有的奸商有的嘴脸。我并不是完全的否定他们，然而那种被一个村子联合起来宰的感觉实在让人痛苦。

　　泸沽湖有的不是丽江的悠闲，是一种让人憎恶的懒惰，那个地方的人，大多数不劳动，唯一见到的人是在打牌赌钱的，就连那里的狗都似乎懒懒散散的。

　　在这样一个风景美丽又什么都不能做的地方，除了想还能做什么？想什么了？无非是过去，将来，大概也是过去居多吧，所以什么记忆都特别的清晰，什么感觉都特别的敏感，所以人也会特别的忧伤，特别的能够写吧。“他想做什么？风景和民俗都可以看，还想做什么而不得？所以才满腹怨言。

　　事实上，根据当地摩梭人说，摩梭妇女都住在自己家里，外人根本不可能到摩梭人家走婚的；八十年代前期上海的民俗摄影家沈澈到这里采访，晚上出门方便，还被当地摩梭汉子误以为是未与本村男子汉打招呼私自到村子走婚的外人，差一点被饱以老拳。倒是有摩梭汉子走过女游客的“婚”。

　　就是严肃认真的著作，书名也被书商弄得很神秘，比如香港学者周华山写的书，明明很认真，可是书的名字却叫做《无父无夫的国度》。实际上，摩梭孩子和母亲都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据导游反映，他们接触来这里的所有旅游团，人们问的几乎全部是走婚及细节。关心这里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为数甚少。我觉得，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外来游客对于本地居民的民俗不该抱有猎奇心理，而应该观察和尊重，不能妄加评论。

　　网络上我还找到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在宁蒗，我和几位刚认识的大学生一起包了一台小面包车前往泸沽湖。在从宁蒗到泸沽湖的路上，也许是我们给的车资让她挺开心，那位漂亮的女司机一点也不掩饰，眉飞色舞地和我们谈论神秘的泸沽湖。她说外地人去泸沽湖最早走婚成功的时间记录是 12 天，也就是说有位小伙子仅用 12 天的时间就赢得了摩梭姑娘的芳心。她笑着冲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信心打破这个记录？”

　　“No problem!”于是就有同行的大学生跃跃欲试。

　　“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今晚我们可否到你的花楼借宿？”又有一位大学生朋友想喝一点豆腐汤。

　　“No problem. But……”没想到她的发音也这么纯正。“你得先讨好我家的那条爱犬才行。”

　　“我听说香港有位教授，为了研究泸沽湖的历史和现状，在泸沽湖住下不走了，是否有这样的事？”

　　“其实这样的事在泸沽湖经常发生的。有位广州中山大学的女学生，来过泸沽湖之后，被这里的纯朴民风所吸引，毕业以后，千里迢迢来到泸沽湖畔定居，后来爱上了一位摩梭小伙，于是上演了一场现代爱情故事。”

　　“我还听说有位美丽的日本姑娘来泸沽湖旅游，也爱上了一位英俊的摩梭小伙，后来把那位摩梭小伙接到日本去了呢。”

　　“……”

　　看，这样的心态，就是调侃也过份了。而且摩梭人大多数不愿意外出工作，更不用说妇女了，因此那女司机多半不是摩梭人。

　　外来游客和文化的冲击很大。随着与外界交往的增多，现在本村摩梭人的传统服饰，一般场合已经不穿。近年来，落水村委会为发展旅游，作了规定，摩梭传统服饰就是工作服，为了旅游事业的发展，让游客感受摩梭风情一定要穿，否则罚款。摩梭王子格则还说，村里许多人不适应现在游客到处乱走影响摩梭人正常生活的情况。有许多人说，把山垭口到湖边的公路最好破坏掉。肯吃苦步行到我们这里的，才是真心喜欢摩梭的人，我们热烈欢迎。吃不了苦的人，不来最好。

　　不过看来落水村摩梭人心理基本没有变化。晚上的篝火晚会每天都有，是商业性的。可是领舞的几个摩梭小伙子，包括格则，舞步刚健有力。情绪上来，脚步跺得地面都有震动，非常投入。我没有感觉他们是应付事。

　　谈到泸沽湖的环境问题，永宁土司后代王子格则·多吉很不满意。污水管工程虽说正在施工，管子恐怕质量有问题，容易渗漏。集中了的污水一旦渗漏，因为管道就沿着湖岸，距离只有半米到两米，后果不堪设想。格则说话颇有思想，“当官的人，考虑的事情就是自己一任三四年的事情，而我们是在这里要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的，不能不从长远考虑”。

　　李头儿和唐头儿等均参加了篝火晚会后泸沽湖夜话，从这些话题联系到西部大开发和环境保护以及人文生态的保护，在这些方面都感觉有新的见解，为此李头儿很高兴，多喝了点啤酒。结束夜话时，已经是子夜时分，除了对岸四川的左所地方有几点灯火，面前的湖面几乎就是一幅纯黑色而没有一点反光的乌绒。纯净的夜色，纯静的环境，难得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醒来，东方天际已经有了鱼肚白。清静异常。一想，难得享受这般宁静，不睡懒觉了。一翻身起来，到大门口泸沽湖边，把前夜的谈话摘要记录下来，也享受一把滇西北山间的静谧。

　　在湖岸上坐下来，脚伸到停在湖边的一条猪槽船尾。笔记本上根据记忆写下了泸沽湖夜话的基本内容。然后舒适地伸个懒腰，环顾四周，其景颇让我意外：身旁的水面和水底，有几个塑料食品袋、几个烟头、一个废打火机、水面浮着一个玻璃饮料瓶和一段塑料包装带。岸上还有几个烟盒。于是抽过猪槽船的浆，一一把这些杂物捞出水。很抱歉的是，也没有看到有专门地方可扔，只好就抛在岸边了之。谁知道什么时候又给抛下水了。难怪老百姓抱怨说，以前饮用水在岸边提取就可以了。现在水色依然很清，但是人们都到湖心去取水饮用。

　　上午游湖归来，津逵兄发现两个人在抬一台洗衣机。我顺口问一下，洗衣粉是否无磷。阿拉说，他早向上面反映了三四次，呼吁禁用有磷洗衣粉。但是无济于事。我惊讶起来。云南的滇池，就是因为水质富营养化而导致高污染。现在不吸取教训，莫非泸沽湖将来也要来一个国家治理污染的项目才能解决问题？到那时，污染会把这一泓净水，一方净土糟蹋掉而毁掉这里的旅游资源。

　　于是，我轻松愉快的心情复又沉重起来。

大理丽江红尘千丈

　　1986 年 12 月 27 日前后，与国家科委的李广陵，金自生，张旗，经济日报的王辉一起趁在大理调研之便而顺便参观蝴蝶泉，三塔和大理古城。

　　除了古城有些铺子经营各种扎染服饰和大理石制品外，在三塔和蝴蝶泉完全没有摊贩和游贩骚扰数量非常少的游客，管理人员只有门口卖门票的。

　　1994 年 6 月再度到大理。与参加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委员会会议的师长朋友们如张曙光先生，郑也夫教授和张宇燕博士等一起，通过云南国际问题研究所朋友的安排，在昆明会议后顺便集体游览云南。这时商业化气息已经相当浓烈。三塔和蝴蝶泉都聚集了许多摊贩和游贩，大门内外都有，在蝴蝶泉旁边的洱海码头卖所谓工艺品的妇女和女童，简直有不买就不让你走过的企图。蝴蝶泉里面，摊贩对游客“夹道欢迎”。

　　但是丽江尚未沾染红尘。出租车也没有，只是侧三轮摩托凑合当出租汽车用，跑几个主要景点。古城里面的铺子不少，多是本地人经营本地工艺品和土特产，大家很有兴趣进去聊聊天，谈上几句。

　　1999 年 6 月与云南朋友林沧和北京的几个朋友驱车到大理丽江。三塔和蝴蝶泉的商业化照旧，我干脆没有兴趣进门，呆在大门口等同伴游览完了后出来上路。在丽江，旅游服务设施已经相当完善，IC 卡公共电话，出租汽车和到各景点的定期班车线路都有了。城内小河边上有了餐馆和饮料店，可以供游人休闲。

　　2001 年，还是雨季的 6 月。到大理是第四次，到丽江是第三次。终于看到，如此状况有所好转，在大理。不过因为雨季的烟云，玉龙雪山还是没有照面，被云雾锁住了。

　　蝴蝶泉门口和里面的摊贩群，如今已经移到出口外面，对到大门口要进入和已经进入园内游览的游客，再也不会形成骚扰了。园内显得很幽静，基本恢复了我 1986 年的那种感觉。蝴蝶泉管理当局的这种做法，实在难得：既考虑到游客的利益，也没有排斥当地经营旅游纪念品等商家的利益，通过在出口外面开辟一个经营区加以协调解决，因为出口与进口不在同一地点，因此互不干扰。

　　不过，大理三塔看来依旧，摊贩在园内塔的一侧过道上依然密布。改善之处是在塔后方新建钟楼，可以凭栏远眺洱海与苍山；钟楼后面还增建一大殿，崇圣寺原来的纵深加深了。此外，在三塔的右后侧增加一个倒映三塔的水池方便游客。崇圣寺外附近的对角处原来有一个水池。以前的三塔倒影几乎全部是在那里拍摄的。1986 年时是一个无人管理的水池鱼塘。后来有人专门修建了围墙，要买票才能进入。而且一般人很难在迷宫般的曲巷中找到那个入口。现在倒是可以让游客免去另外找地方和再掏钱买票的麻烦。

　　至于丽江，本地纳西人也知道，古城内经营的商家，外地来的越来越多，而且经营的东西与丽江毫无关系：茶叶，金银珠宝首饰，滇南和滇西南的木雕大象等，丽江的味道因此越来越淡。这次，一到古城，我就感觉到这一点，连进门多看两眼的兴趣都没有了。不过，古城的居民因此而增加了收入：他们把门面房子租出去，自己住在后面的一进，依旧可以安享宁静。这次发现的唯一的好处是，滇西北和云南别的地区的民歌等，有了大量的磁带，CD 和 VCD 等在各种铺子里销售，有关这里民俗，历史等题材的书籍，也有不少。游客借此可以增加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外来游客愿意看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当地民俗等原貌，但是社会在发展，你在向前走，他们也在向前走。你的生活改善了，又怎么能要求本地百姓不发展，过原来的那种贫困生活？这里就有一种矛盾。

　　香港学者周华山在写泸沽湖的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人们思考。

　　落水村是摩梭地区最热门的旅游点。笔者住在落水村期间，几乎每天都碰上游客说同一句话：“落水村已经变味，根本不是真正的摩梭，原始味道已经变得商品化，年轻人天天看电视、唱时髦流行曲，不再穿民族服装。请问真正的摩梭村庄在哪里？”

　　先不定夺落水村摩梭是否变质，这番话首先道出许多游客自身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游客尽情享受城市市场经济的科技、文明、方便、效率与商品享受，但另一方面来到摩梭地方，却期望看到摩梭人非常“原始”的生活。当发现摩梭人竟如此文明，便非常失望，谓摩梭已经商品化变味，但游客甘之如饴生活在高度商品化的现代城市里，身上尽是商品潮流衣裳服饰，早已背弃自身中国传统的汉唐古装，如今看见摩梭人牛仔裤Ｔ恤打扮，却批评摩梭人变质汉化，但所谓“汉化”其实早已“洋化”。批评摩梭人变质的汉族游客往往浑身“西装”国外时髦品味。倘若汉族游客早已背弃自身文化传统的缠足、杀婴、长衫旗袍、三妻四妾的封建道德，那我们也应该支持摩梭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期望摩梭人犹如动物园猩猩熊猫，只沦为游人观赏甚至猎奇的对象。

　　大理和丽江上上下下都明白，地方特色是发展旅游之本。每逢新盖房屋，大家都会依照传统民居样式，而不会贪图洋化建筑，因为这会破坏整体的感觉，不利于地方的形象和游客的感觉。至少在旅游景点以旅游业为生的妇女，都穿传统的民族服饰。

　　到宁蒗才明白，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是同一种族，风俗和口语完全一样，却被荒谬认定云南宁蒗的摩梭人是纳西的支系，而四川盐源左所的摩梭人是蒙古族的支系。照此推理，不就是说蒙古人就是纳西人吗。这种所谓的民族识别！难怪摩梭人不满地说，北京人和广东人，相貌和语言，饮食，服饰都不同，却都是汉族。现在官方无法确认摩梭人是一个民族，至少也不能将他们人为确认分属两种有很大差别的民族。

　　如何才能既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基本保护住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精华。这是西部大开发中间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可是我认为，西部大开发也应该注重发展与文化传统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