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新的千年了。值此世纪之交，中国的大西北重又获得重视，汉唐时的辉煌有望再现，令人想起中亚商路在宋元以前畅通无阻时大西北的繁荣兴盛。

　　广袤的中亚细亚在千年以前曾经有全球唯一最繁忙的贸易流贯穿其全境，沟通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与地中海东岸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其作用和地位远远凌驾于今日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交流之上。正是这种商业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给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带来了千年繁荣。记得 199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上，我发言指出，使用丝路的，大多是商人，他们的首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是发财。他们不是为友谊而往来。但是人作为特定文化的载体，在相互接触交流中就把各自的文化印记留在了异邦，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文化意义极为深远，但是他并非为传播伊比利亚的文化而在 1492 年 10 月 22 日到达加勒比海群岛，而是为了找到直接通向中国的商路，以免波斯人的中间盘剥。新大陆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再转手到其他欧洲国家，给工业革命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但是也种下了通货膨胀的祸根。至于伊比利亚文化借助暴力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以及印第安文明给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物。因此西方学术界对 1492 年开始的征服新大陆有全面的兴趣，其中有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文化学家。而在中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有兴趣的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文化学家，甚少经济学家。在 1990 年乌鲁木齐的这次联合国教科文的会议上，外方代表中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外，还有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 " 依附论 " 的荷兰进步教授安得烈·G·弗兰克和曾任联合国非洲经委会主任的埃及教授萨米尔·阿明；而反观中方，经济学家仅我一人，当时只是一个中级职称的助理研究员，而且连会议的正式代表都不是，只是个观察员。对我的发言，中国考古界的一位姓徐的实权人物还颇不以为然，甚至想中断我发言，我只好改用英文直接对国际代表说明我的看法。那位人物的气量真够可以的，幸亏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他家专有领地，幸亏我不在考古的行当里。

　　不过我也得承认，除西北一些学者，中国经济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因为沿海的发达和因为西部的欠发达而很不够，甚至还不如古代的少数智者。清朝以来面对列强在我国沿海瓜分势力范围，在西藏和新疆也虎视眈眈觊觎我国领土，无锡籍的历史学家顾祖禹清楚地认识到丝路贯穿的大西北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三十年代在吐鲁番任县长的曾问吾，在其力作《中国经营西域史》中明确指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

　　但是我们也无法否认，宋元以降，丝路闭塞，大西北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丝绸之路被漫漫戈壁黄沙埋入了历史的深处。晚清王朝的积弱，给居心叵测的英俄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造成了机会。辛亥革命后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阴谋家的唆使怂恿下，一度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来，至今后患犹存。而在上世纪末，新疆伊犁的大片国土被沙俄攫夺而去。辛亥革命后英俄又在新疆勾心斗角。若不是在新疆主政的杨增新、金树人、盛世才等基本效忠中央政府（他们也利用交通不便争取和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而且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华友好，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分离主义份子的阴谋或许会有所得逞。若非如此，英帝在新疆重温西藏旧梦的企图也有可能实现。

　　在国外，对中亚这片辽阔、荒凉而封闭的土地感兴趣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中大多是严肃认真的学者，如在国际上首次使用 " 丝绸之路 " 这一名词的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等，也有德国和美国、日本的文化盗贼勒科克、华尔纳和野村荣三郎之类。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普热瓦尔斯基、华尔纳、大谷光瑞、桔瑞超等皆以在交通条件恶劣、自然条件严酷的中亚考察探险而出名。古代三大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埃及文明交汇的唯一地方就是中亚，而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困难，自然恶劣，令外人难以进入。正因为如此，到上世纪末，中亚才开始成为一个吸引更富雄心的探险家的神秘的文明宝库。

　　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曾在其《新西游记》里转引野村荣三郎 1908 年 12 月 1 日日记，看过德国人掠夺后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连也是来盗取文物的野村也发火了：" 据当地人说，欧洲人拿走了最好的壁画，对不好的壁画就故意加以破坏。……这些以文明国的学者自任的欧洲人把世界的至宝据为己有的心理，应该说比盗贼还要卑劣。……雇工五人，去了四十七座洞窟，剥取稍堪观赏的壁画七幅，得佛像七尊 "。鉴于勒科克、华尔纳及野村荣三郎盗揭敦煌壁画等文物手段之卑劣，斯坦因和伯希和蒙骗王圆禄道士而攫取大量的敦煌出土文书，日本探险家在中日交战前到中国腹地探察有为军国主义者向中国武力扩张探路之嫌，再加上中国一度恐外、排外，因此有许多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探险家一概斥为文化强盗。以笔者十余年来对中国西部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相关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民族诸方面的涉猎，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公正的。至少这对北欧国家瑞典的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不公正。

　　笔者曾经仔细阅读过英国女作家安·默斯基的《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斯坦因本人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以及桔瑞超的《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默氏的作品中文版第 267－273 页明白显示，斯坦因采用蒙骗和非法的手段，从王道士处拿到许多珍贵的敦煌文书，而斯坦因本人在这一过程中也明白自己的行动不是合法的。王道士因向斯坦因、伯希和出卖部分文书而背上骂名。国内有人骂王道士为千古罪人，好象是王道士是贪财享乐之徒。实际上王道士并非贪财之人，他出卖文书首先是为了筹款修庙，更重要的是几乎文盲而随左大帅赴边的行伍出身的王道士并不了解他偶然发现的藏经洞里这些文书的文史考古价值。如果不是王圆禄，而是同样文盲愚昧的李圆禄或董圆禄在那个时空点上控制莫高窟，恐怕那些文书还是会在手段高明的骗子哄骗下被廉价卖出的。就是现在，国宝级的文物，还不是照样在被贪财而愚昧的国内贩子廉价卖给境外的不法商人而流失吗？这责任与其在王道士头上，不如说是在斯坦因和伯希和这类文化强盗的头上。斯坦因对王道士的评价倒不失为公允：他 " 清楚地表明他几乎不在自身和个人兴趣上花一分钱，然而他慈善的认捐额和他的帐目值得夸耀地制作出来了……"。对王道士的评价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我们还是回到主题上来。

　　在桔瑞超的《中亚探险》中，日本教授金子民雄的前言说，" 英国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从印度到新疆的）纯粹的军用道路，……这年 1 月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通过皇室的关系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1907 年日本参谋本部的日野强少佐从伊犁到喀什，要求允许通过这条道路前往印度，……"。由此联想到三十年代范长江在河套地区观察到日本人对内蒙古德王的策反和对交通线路的测绘，甚至在内蒙与新疆交界处的额济纳降落日本飞机、有日本军人去联络蒙古王爷；联想至此，日本人在列强逐鹿的中亚三番五次地出现，其动机引起国人的怀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我国的珍贵文物被盗运出境，各界的看法是见仁见智。笔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所有这些来华探险考察的人士中，唯有斯文·赫定既与中国同行一起对西域作过合作探察（1927－1930 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参见《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 1990 年），从而帮助了中国的西域考古事业的发展（不过赫定原打算由外国人士独立考察，后为中国科学界反对而采取中外合作方式进行考察）；而且也只有斯文·赫定在三十年代再次来华时，为民国政府提供了促进新疆等西北地区与内地交通联系的建议并率队沿内蒙、甘肃、新疆一线考察选线方案，一路栉风沐雨，甚至还冒着被土匪打劫、受马仲英回民军队裹胁杀害、被盛世才扣押软禁的风险。

　　在回忆这一工程由来时，斯文·赫定在他的《丝绸之路》这本书中写到了 1933 年在北平他与外交部次长刘崇杰的交谈。" 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国周围建立了呈半圆形分布的、受制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缓冲国。现在这个半圆中只剩下一个环节。民国建立后你们就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外蒙古、满洲和热河以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还在民国政府手上，却因穆斯林的造反和内战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这个省的行动，那么新疆也会丢掉的 "。

　　" 你认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次长问。

　　" 我想，第一步应该开通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一流的公路交通，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下一步则是修筑一条通向亚洲腹地的铁路。"

　　《丝绸之路》所记叙的，就是他率队勘探考察旅行的详细过程。考察队从北京启程，经今日之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过阿拉善、途经额济纳入星星峡而进入新疆、循哈密、吐鲁番一线到达乌鲁木齐和南疆，再由哈密出新疆，经河西走廊回到西安而告结束。在现代条件下走这一趟也极不容易，更不用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惟其如此，勘探设计这条公路的意义就更重大。他说，" 我在引言中提到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曾强调了复活古代皇家驿道的重大意义。这条路曾在若干世纪中把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的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修筑适合交通需要的道路，新疆的状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是极不稳定的。"

　　以一个具有丰富学识的探险家的乐观主义和合理想象，他还说下了六十年后即获证实的预言："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汽车旅行爱好者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穿过整个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经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到达汉堡、不来梅港、加莱或布洛涅。" 斯文·赫定博士进而断言，" 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这条路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接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嫉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我因斯文·赫定和贡纳尔·缪尔达尔教授而对瑞典倍有好感：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赫定的这种思想无疑代表了公众的愿望；而北欧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缪尔达尔教授则长期致力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尤其是亚洲的贫困，则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良知；他的儿子扬·缪尔达尔早在六十年代就关心中国的革命和发展。无怪乎致力于人类和平、科学发展的诺贝尔奖金是瑞典公民设立的。且不说斯文·赫定给我国政府提出修路这一方案的重大战略意义，他关于促进欧亚民族交流团结的想法，本身就是值得后人肯定的，因为它符合人类共同价值观。

　　1936 年写就的书，到 1997 年已经有 61 年了。斯文·赫定的建议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国政府初步建设的基础上完成了：

　　五十年代建成兰新铁路。

　　八十年代建成北疆铁路而与中亚路网联通，形成新的欧亚大陆桥。

　　巴黎、莫斯科、北京汽车拉力赛作为国际非常瞩目的汽车运动项目，走的正是斯文·赫定所提及的线路。这比巴黎－达喀尔拉力赛更引人注目。

　　斯文·赫定富有远见的建议和卓越的想象力，使他成为我国重振丝路雄风的首倡者之一。他因为具体组织和亲身参与了通往新疆公路的选线勘查而对中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和中外学者对新疆和西北其它地区的考察，增进了人类对中亚古文明的认识，帮助促进了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他在所有来华的中亚探险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笔者也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近现代的中国，首先倡议修筑新疆与内地公路的第一人，是民国初年的财政部特派员谢彬。他在 1916 年 10 月至 1917 年 12 月对新疆作详尽财政考察时，向当时主持新疆政局的云南蒙自籍的杨增新提出此项建议，以利新疆开发（参见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年）。在修路倡议上，斯文·赫定晚于谢彬 17 年。也许是斯文·赫定的国际影响大，或许是因为他有机会见到中央政府高级官员，抑或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要么就是他提议时正逢日寇策划 " 九一八事变 " 后更蠢蠢欲动，企图对中国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用某些日本人的话来说是 " 进入 "，不知道这帮人是否乐意日本让别人也如此 " 进入 "？），而中国政府需要考虑新的国际战略补给线。总之是斯文·赫定的 " 奏折 " 推动了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不过，我还是不能忘记谢彬。

　　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域探险史中的现象，应当是正面的；他所起的作用，理当充分肯定。

　　斯文·赫定在三十年代西北发生马仲英率领的回民军队战乱时穿越中国的大西北，自然目击了这场战乱中发生的兽行和内乱带来的惨不忍睹的后果。《丝绸之路》里关于这一切的记录，无疑会给西北近现代史，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在以研究中国北方民族问题开始，最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张承志的笔下，马仲英很有个人魅力，以致他的小妾数十年后仍对他忠贞不二。斯文·赫定对马仲英也并无恶意。马仲英本人也没有太为难赫定博士，要不然赫定博士也不可能活下来写这本书。不过马仲英手下溃退的官兵对甘肃和新疆百姓的祸害，仅仅看斯文·赫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这本书，就已经是相当惨烈了。不过，自古以来败兵对百姓的危害都差不多。马仲英的部下也不例外而已。

　　斯文·赫定是瑞典人，此书原以瑞典文于 1936 年在瑞典出版，后来三年中又陆续出了德文、英文和日文译本。他并非为中国读者写这本书，因此斯文·赫定似乎没有必要为马仲英避讳或抹黑，立场和行文都比较客观，因而他的记叙，基本是可信的。

　　如果读者能将此书与考古学前辈黄文弼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 1990 年）一起来读，也许就会对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域中外联合考察和新疆公路勘探这两件大事上所起的作用和他为此经历的艰难困苦有更形象、深刻的了解。

　　中国西部发展报 1997 年 4 月 10 日，读书 1997 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