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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郝 冰
1998年10月


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可爱的孩子
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
不要害怕
大家都在你的身边
都在你的前面
你的母亲,你的父亲
和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的人
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大家都在你的身边
不要害怕
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们必须走下去
可爱的孩子

  从德国回来,偶然读到海因利希。伯尔的这首诗,觉得好象冥冥之中有个沉静的声音越过众生之声来到我身边牵引我……

  临行的前一个晚上,Dietrich 先生、他的妻子 Mageret、康雪和我围坐在客厅的一角。一盏落地灯,两盏蜡烛,几盏香槟,不知不觉中,语言的障碍流逝在夜里,谈话变得坦白而默契。

  Dietrich 夫妇在他的邻居中间显得很特殊,因为他们住在汉堡最昂贵的住宅区,却选择了没有汽车的生活。Dietrich 说他的邻居每早出门都可能会找不到车,因为不知头天晚上把车停在哪了。他们说:放弃汽车,并没有使他们与现代生活脱节,甚至觉得更自如。Dietrich 说几乎每次开会他都是最准时的一个。而长途旅行时,就去租车。十几年前,当他们准备放弃汽车的时候,和很多朋友聊起他们的想法,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们太棒了!”“真了不起!”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和他们一样放弃汽车。Margret 说:“从我们年轻时,就参加了很多运动,象反越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保运动等等。总觉得自己的良好愿望和行动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可到最后,世界依然如故。”说这话的时候,她很平和。我却有些茫然,因为我知道我在很认真地做一些事情,但我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假如没有结果,还要不要做?生命的本质就是看流年岁影、随波逐流?还是三十岁前后左右分明是人之皆准的真理?我真的不知道。

  然而,我分明又却听到了那脚步声……

  循着那轻轻的脚步,我看到了一个弱小的英国女子走进了非洲的丛林,她是 Jane Goodell。在 Jane Goodell眼里,森林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她在坦桑尼亚的 Gowbe 国家公园里,与黑猩猩朝夕相处的 30 余年里,找到了永恒的感觉。然而当战争、饥饿、贫穷在这片土地上蔓延的时候,Jane 与她心爱的黑猩猩渐渐失去她们共有的天堂。她为了黑猩猩走出了丛林,没有埋怨、没有指责;而是耐心地和当地人一起发展种植项目,把她对猩猩的热爱传递给他们。为了在孩子们的心中传播绿色,她带着她的“根与芽”教育计划走出了非洲。终于在北京,我们见到了这位清瘦、单薄的女子,听她沉静、从容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她用黑猩猩的语言和大家问好、打招呼。她说最后她会学猩猩的笑声,因为通常笑过之后她会喘得很厉害。当她的笑声,不,黑猩猩的笑声在报告厅里回响的时候,我在想:是什么使她的生命焕发出如此的光彩?从她随身携带的教具中,我得到了答案。一片树叶,来自广岛核爆炸的废墟,它昭示着生命的顽强,自然本身恢复自我的奇妙能力;一个玩具黑猩猩,来自一位残疾人,每一位用手摸过它的人,都会给黑猩猩一份爱;一片瓦砾,来自于曾囚禁南非总统曼德拉囚室,展示着人类的信念和决心。而她最大的信心来自于在每个角落所遇到的人们所展示的人性的美好。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真地又听到了那脚步声。那是一位彬彬有礼、充满爱心、有点孤僻但意志坚强的女性,她的足迹遍布在宾夕法尼亚的海边,对大海怀着无限的热爱,她的名字叫 Rachel Carson。在因乳腺癌逝世的前两年,即 1962 年,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通过关注化学杀虫剂对地球的毒害,理性地剖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书如同旷野中的呐喊,惊醒了陶醉在“人定胜天”的迷梦中的人们。美国副总统在为此书再版做序的时候说:作为政府官员,为此书做序有种自卑的感觉,因为这是一座思想的丰碑,它无可辩驳地说明:思想的力量远比政治的力量更加强大。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延迟,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然而这本书在刚刚出版时,Rachel 遭到了一场猛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围攻:指责她“煽情”;称其为“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只是“自然的女祭司”,而非科学家。Rachel 反复推敲书中的每一句话,尊重事实的态度和非凡的勇气使她最终成为这场论战的赢家。改变了美国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她的声音将永不沉寂,指点我们去走“另外的路”。

  诚然,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无法摆脱的困惑和无奈。然而当我在书中读到这句话时,仍然怦然心动:“漂流者跳下石头,走向夕阳,黄河在那边闪亮激荡,他走得沉重、茫然、孤独而自尊。”所以,我听得到那脚步密密地响起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其中有共赴白马雪山的朋友们;有长江源头建索南达杰站的志愿者;有去恩格贝种树的志愿者;有为藏羚羊的命运爬冰卧雪的野牦牛队和愤笔疾书的记者们;有在课堂上循循善诱的教师们;有在为自然和人类的命运苦苦思索、呼唤人文精神的人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心中,有理想,在闪亮激荡。

  “二战”是 Dietrich 和他的父亲无法讨论的话题。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试图和父亲谈这个话题,父亲勃然大怒,只说:“你无法想象我们在苏联的日子”。在康雪的家里,“文革”是禁忌的话题。虽然文革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在菜地里跑来跑去的四岁的小丫头,可按说,从时间、从空间,这还是离我最近的一段历史,但我仍无从判断,无从理解。历史对于我来说,曾经是教科书上总也记不住的编年表和大事记。最近两年,隐隐地觉得历史中有些什么东西是和我血肉相连的,但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没有人会来和我谈历史,所以就断断续续地读书。我所知的文革,所知的历史,都是从书里看来的,但我不知道多少本书汇集起来才是真正的历史。也许即使所有的书都汇集起来,有些声音已然听不到了,有些声音是被淹没的,有些声音是失真的。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都有不堪回首的历史;而直面历史者,德国有海因利希。伯尔,中国有顾准;不同的是德国人都知道海因利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中国人中,知顾准者寥寥,青年人则更少。面对历史,我将耐心地去辨别和聆听勇者与智者的足音。

  有一天,当我有了孩子,当他迈开双足探索这世界的时候,无论在他眼里,那是庄周的世界还是蝶的世界,我都会把这首曾经牵引过我的诗读给他听:

大家都在你的身边
不要害怕
我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们必须走下去
可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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