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沿着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走在曲曲折折的灯光和人流里，感受着弥漫在空气中的诱惑、兴奋、新奇和危险。路边咖啡馆里飘出微熏的、暧昧的香味，那是吸毒者的天堂。进了一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安静酒吧，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入侵者，因为里边没有女人。最后终于在街角的一个酒吧里，临窗而坐，当一回“people watching group”的组员，看窗外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突然觉得自己好象是游览非洲野生动物园的游客，躲在笼子里，虽动物凶猛，却也敢肆意评点。一位男士，身着腥红长裙，昂然而过，（很遗憾，并非翩然）。远处，红灯闪烁，落地橱窗里的女郎们，用最撩人的姿态挑逗过往的行人，当然就有驻足揣摩、讨价还价、进进出出的“购物者”了。这是阿姆斯特丹的风景，我相信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作为女人，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种生活方式。

　　窗外那个世界是别人的真实，对于我们，是好看的西洋景。窗内，我们喝酒、聊天，虽然肤色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然而真实。

　　如果，你就此认为这“窗外的阿姆斯特丹”是我荷兰之行的全部印象，那就错了。因为白天的访问中，我见到了阿姆斯特丹人为保护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而他们在不经意中所流露出的美好、纯良、热情和智慧更是深深地打动着我。

　　Wiert Wiertsema先生来自“Both Ends”，“Both Ends”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两极”。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在“两极”之间建立联系。哪两极呢？南方与北方、环境与发展、富裕与贫困。如果将其解释成一个时髦、高深而言之有理的词，就是谋求“可持续发展”。“Both Ends”从 1987 年起与全球 142 个国家的 3000 多个组织合作，帮助这些非政府组织筹措资金、规划项目、交流经验。97 年 11 月 Wiertsema 先生专程赶到德国的 Sinzig 与梁先生、Bettina 商讨我们此行荷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够流连于阿姆斯特丹，真是要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共同努力。Wiertsema 先生是“Both Ends”的政策负责人，可是他给我的印象首先是一个真实而热情的人，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井井有条的日程安排；丰盛的中国晚餐；见缝插针的运河游览；执意邀我们去酒吧喝一杯，然后自己去赶最后一班公车…每一个画面里，都好象看见他耸着肩，摊开手说：“还有什么问题？没关系，告诉我。”在机场，当我最后一次回头时，还见他扬起的手在高高地、远远地挥着。

　　阿姆斯特丹植物园是我们此行的一站，它创建于 1638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这个小小的园子里聚集了世界各个角落的珍贵植物，大多数植物都是由当年鼎鼎大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运来的。医生们在这里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再给水手们服用，从此嘈杂的码头上就少了许多妇人盼夫无归的绝望哭声。所以准确地说，它最早是一所药用植物园。从 1896 年到 1918 年，在 Huge de Vries 先生任园长期间，植物园的规模扩大，并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植物学院所在地，这当然与 Huge de Vries 热衷于植物研究密切相关。在这个阶段，植物园仍然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园不能再满足科研的需要，1986 年阿姆斯特丹大学让植物园独立。当地的居民和学习植物专业的一些学生志愿成立了“植物之友协会”，以免这个园子从阿姆斯特丹消失。1987 年成立基金会管理植物园，基金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公众的参与，建立一个新的更大的温室，取代原来仅供科研用的小型温室。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努力，也许我们就不会在 1998 年看见这个植物园了，也就没有机会结识 Bob Ursem博士了。从户外部分到亚热带植物园、从热带植物园到沙漠植物园，我们跟随 Bob Ursem博士遨游在千姿百态的植物世界里。他就象是在这一奇妙世界里乐而忘返的顽童。如果你和我一样，听到他的笑声，见到他注视每一株植物的眼神，一定也会和我一样被他的快乐感染。我真希望我能通过他的眼睛看一眼这世界，我相信那一定是一幅奇妙、明净、丰富的画面。

　　原阿姆斯特丹大学植物学院的办公楼，现在已成为各路环保组织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听到了 Eco-team 的计划。Eco-team 是一个全球性行动，除荷兰以外，美国、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很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一些具有全球意识的西方人对于“20% 的人口消费 80% 的能源”这一事实开始反省，并付之于行动，其中之一就是 Eco-team 计划。计划的实施不难，邻里或朋友之间，六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按照手册，对自己所用的水、电、气、交通工具和所购消费品进行登记、检测，每月把记录的结果上报。从而逐步减少能源的消耗和购买对环境不利的商品，对于 Eco-team 的成员来讲，既省钱，又节能，是件两全其美的好事。而在实际生活中，永远不会因为它是一件“好事”，就人人都参与的。Eco-team 通过教会、环保协会和邮政网络等各个渠道宣传他们的想法，可据其统计：在 100 个人中，80 到 90 人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有 10 到 20 个人对此表示兴趣，而最终成为 Eco-team 成员的人至多只有 8 个。尽管如此，荷兰已经有了 1100 多个这样的小组。而且我喜欢 Eco-team 的创意，原因有三：作为 Eco-team 的成员，他们首先意识到环保不光是政府、企业和其他人的事情，我也有份儿，我做的事情正在影响着环境；其次，我并不孤独，有一个小组的成员和我一起把我们的计划坚持下去；最后，通过我所做的事情，使得环境能向良好的方向转变，明天并非世界末日；即使是，也许通过我们的努力会使它延长到后天。

在阿姆斯特丹环境保护组织中小型企业环保咨询公司，接待我们的是一群年轻人。该公司的宗旨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环保咨询和环保项目建议。中小型企业主通常会认为：“我没时间，也没钱去搞什么环保。”针对这一特点，咨询公司的人主动上门，采取“直销”的方式为企业免费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一计划得到了市政厅和一家能源公司的支持。从 1995 的两位创始人发展为今天的具有 32 位专业咨询员队伍，客户以每年 1000 家的速度在发展。创始人之一 Anne-Martine Hopkens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士，从她身上，我感觉到了年轻人的敏锐与把握机会的机智，用智慧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而在生态农场中所遇到的农场主 Jan Spaans却让我领会了一位老者朴素的智慧及智者的勇气。Jan Spaans世代为农，从没有人向他宣讲过生态知识。二十多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他们一直都在向土地索取而没有回报，而且周围的河流也因为化肥的使用而失去了生机。他同 Rachel Carson一样感到这“寂静的春天”的可怕，不同的是：在邻居的农场里为产量的提高而庆贺时，他开始慢慢用生态的方式还肥于土地。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生机重新赋予春天，可我仿佛还能看见他 20 年来为自己的信仰孤独前行的身影。从心底里，我为这样的生命喝彩！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抬头看海，向大海要地的城市。而就在这寸土千金的城市里，孩子们幸运地拥有 12 个学校农场。这些农场初建于 2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当时起到了为学生补给食物的作用。在战后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政府决定保留这些农场，为孩子们保留实验地，让城市的孩子们有机会了解农村的生活，并通过自己的实践，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Jac P Thijsse 老师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一年里，每周来农场一次照管他们“承包”的土地，秋天收获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南瓜、胡萝卜、豆角等等带回家去。沿着“环境教育小径”，好奇的孩子在独具匠心的精妙设计中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自然的知识。对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所负的责任，我喜欢阿姆斯特丹的这份答卷。

　　千江有水千江月，日里夜里都是人生，每个人的心头都映有自己的一轮月亮。阿姆斯特丹人对外来人的所有提问有一个不变应万变的回答：“Because Amsterdam is Amsterdam”。而对我，阿姆斯特丹的日与夜，是如此的和谐，叫我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