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新

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绿色中国”面对挑战

　　初秋的湖北神农架云雾缭绕。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政府联合举办的绿色中国论坛 9 月 3 日在这里举行。

　　5000 年前，牛身人面的神农氏双目微合，为他的子民“望闻问切”，思考救治的良方；5000 年后，来自中国环保、经济界的权威人士聚集在他的雕像前，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献计献策。

　　“如果不出现战争等意外因素，到 202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将比 2010 年翻一番，达到 3200 美元，从而进入全面小康。届时，邓小平先生生前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将成为现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的展望，让人们激动不已。

　　然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地荒”、“煤荒”、“水荒”等资源紧缺，却严重制约了全面小康前行的步伐。特别是今年以来更趋严峻的“电荒”和石油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空气污染，使得资源瓶颈像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横亘在人们面前。

　　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只有全面彻底地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做出的英明抉择，也是克服能源危机、解决环境污染，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唯一途径。”

　　这一论断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同时也弹击着人们思索的琴弦：科学发展观该如何落实？

改变“指挥棒”迫在眉睫绿色 GDP 应快行

　　“经过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及相关专家几个月的联合攻关，我国绿色 GDP 核算的框架已初步建立，我们将在近期选择 6 个有代表性的省区试行这一全新的核算方法，以期取得经验，尽快在全国铺开。”继 9 月 1 日向首都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后，潘岳在开幕辞中再次予以确认。

　　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杰教授，这几天来接到 50 多个来自社会各界的电话，询问绿色 GDP 的有关情况。他认为，“这既反映了全社会对更加科学的‘指挥棒’——绿色 GDP 的热切期盼，同时也说明大家对实行这一考核体系普遍心存疑虑：在现有条件下，推行绿色 GDP 可能吗？”

　　“我们实行绿色 GDP，不是对现行的 GDP 考核予以全盘否定，而是进一步补充它、完善它，使我们的考核体系更加科学、更加真实、更加全面。”参与绿色 GDP 制定的国家环保总局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实行绿色 GDP 还面临诸多挑战：思想认识的欠缺与偏颇、自然资源如何定价、环境成本如何计量……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需求和政府官员问责制及新的绩效考核制的实施等，也为实行绿色 GDP 提供了难得的良机。”他指出，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动绿色 GDP 的实践：加快搭建部门合作的平台，建立合理的目标与模式，确立核算的范围与重点，把环境指标列为考核的硬指标，加快试点工作等。

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罚激励双管齐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重要话题。各方专家一致认为，通过相互匹配的政策和法律，使污染治理、节约能源、提高能效等制度化，尤为重要。

　　环境保护是一场人民战争，如果没有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全民参与，是不可能打赢的。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认为，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它担负着“向政府说实话、向民众说真话、向子孙后代说公道话”的重要使命。

　　“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则指出，让包括 NGO 在内的社会公众参与各项政策和具体建设项目的出台与上马，可以使决策更趋民主、科学。我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今后应在深度与广度上使科学、民主决策制度化、正常化。

　　无论是防治污染，还是节约资源，都离不开企业的积极行动，而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替代。应邀参加论坛的挪威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贺爱民结合挪威的经验认为，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资源定价、降低能耗等方面义不容辞，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关的财政、税收政策和实施细则，并认真
贯彻执行。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强调，在道德意识与国民素质相对不高的情势下，与“激励”相比，“惩罚”更为重要。“如果破坏生态、资源等违法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就无异于守法行为得到了惩罚。”他建议，在法律层面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以尽快改变目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

法律不是“万能钥匙”道德、责任不可或缺

　　“即使是在法制相对健全的发达国家，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在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人文精神的张扬与道德观念的提升尤其不可或缺。”刘伟教授分析说，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都证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欲望膨胀、放纵行为大行其道的时期，而这与诚信和责任格格不入。试想一下，一个对自己都不愿意担负责任的人，怎么要求他对环境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豪车、豪宅、豪华宴席、豪华装修……现在可以说是‘豪’气盛行。”梁从诫先生所不齿的“竞豪比阔”社会现象，就是有力的佐证。他分析说，这一消费“时尚”一方面是道德和责任意识薄弱的表现，同是也与环境意识、能源意识的缺失不无干系。“看一看我国土地、水、煤炭、石油等资源、能源的人均占有量，我们‘豪’得起吗？道德观念、责任意识和资源与环境忧患意识的教育还任重道远！”

　　挪威驻华使馆环境参赞卫莺歌女士介绍说，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对孩子进行节约资源、爱护环境教育。“只有当这些意识深深地根植于国民的头脑中时，他们才可能在生活、生产中负起责任，主动地节约资源、爱惜自然。”

　　中国能跨越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难关吗？贺爱民先生根据他对中国这几年变化的观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次论坛本身，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对‘绿色’的渴望，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不过，他同时指出，圆“绿色中国”之梦，还有待政府、企业与公众扎扎实实、坚持不懈的长期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