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勇

　　6 月 11 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并寻求替代解决方案的立场。在讲话中，布什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坚持要求中国等承担与其发展水平不相符、既不现实又不公平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并以此为借口，强调美国“不能单独解决全球问题”，为其抛弃《京都议定书》的行径作辩解。这给即将于 7 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 6 次缔约方大会续会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邹骥，1961 年生，获清华大学环境工程学士、技术经济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博士学位。曾分别赴英、美、比利时等国学术机构或学术组织进修、工作，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关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重点工作领域为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经济分析、环境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现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经济学与政策研究”联合项目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背景新闻

　　1997 年 12 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在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削减 5.2%，其中美国削减 7%，欧盟 8%，日本 6%。美国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2001 年 3 月初：世界八大工业国环境部长在意大利召开了一次环境会议，美环保局局长惠特曼女士在会上承诺，美愿在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方面继续努力，并与其它国家一起批准并落实《京都议定书》。

　　2001 年 3 月中旬：美国方面 13 日公开了布什总统给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等的信。在这封信中，布什明确表示反对《京都议定书》，并表示不打算限制美国各能源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使能源价格上涨。这一立场在欧洲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1 年 3 月下旬：美国 28 日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借口议定书未对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具体规定，提出修改《京都议定书》。布什总统又以美国经济出现滑坡，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美国经济不利为由，反对落实《京都议定书》。

　　2001 年 5 月：美国总统布什 17 日公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新政府能源政策。舆论认为，这项着眼于长远的政策为改革美国能源工业定下了基调，其中虽然强调了加强能源储备、发展替代能源以及节约能源的必要性，但重点却是提倡扩大和增加能源生产能力。

　　为缓和美国政府不久前宣布抛弃《京都议定书》引起的国际舆论谴责，6 月 11 日，布什在华盛顿发表讲话，为其立场作进一步辩护。在讲话中，布什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坚持要求中国等承担与其发展水平不相符、既不现实又不公平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并以此为借口，强调美国“不能单独解决全球问题”，为其抛弃《京都议定书》的行径作辩解。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将于 7 月 16 日至 27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气候变化公约第 6 次缔约方大会续会的前景不抱多大希望。可以预料，续会谈判的交锋将会异常激烈。

　　美国直接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种种非理要求，那么，中国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如何应对《京都议定书》谈判，既维护国家环境权益又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呢？带着种种问题，记者日前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联合项目主任、博士生导师邹骥教授进行了专访。

抛弃《京都议定书》美国惹众怒

　　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挑战，从 80 年代末就开始了国际政治议程。经过艰苦谈判，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 150 多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4 年公约生效，目前已有 184 个国家或地区集团组织作为缔约方加入该公约。从 1995 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审议和进一步的谈判。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第 3 次缔约方大会，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使得公约的实施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邹骥教授介绍，《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作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要求它们在 201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 年的排放水平相比平均要减少 5.2%，其中欧盟平均减少 8%，美国 7%，日本 6%。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的特定污染物排放量作出定量限制。

　　同时，根据《公约》明确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保护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没有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美国提出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过早承担控制排放的要求是有悖于《公约》的这一原则的。

　　就在《京都议定书》诞生之前不久，1997 年夏天，美国国会以一个“97：0”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必须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参加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美国才能实施《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

　　邹教授说，尽管在得到国会批准之前，克林顿政府代表美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对美国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作为自称要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最强大国家的政府，布什政府的立场难免有“单边主义”和缺乏战略眼光之嫌。这种做法对国际环境合作中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美国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抛弃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具有关键作用的《京都议定书》，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遭致国际社会广泛而强烈的谴责。欧盟发表声明，称美国完全无视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所作的长期努力，将严重影响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进程，也将严重阻碍欧美外交关系。其他国家也纷纷对美国肆意破坏国际关系秩序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是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进程中的重大挫折和大倒退。

　　布什政府上台后，顽固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重新抬头，其内外政策饱受国际舆论谴责。就在布什就气候问题发表专门谈话的当晚，他开始了其为期 8 天的首次欧洲之行，所到之处一片抗议浪潮，布什政府在执行《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试图与欧洲弥合分歧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邹教授说：“美国邈视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径必将引起更多的国际纷争，而且从长远来看未见得真正符合美国利益。”

分割环境容量资源中国据理力争

　　美国单方面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批评，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与国际社会的努力背道而驰。

　　但布什在 6 月 11 日的讲话中一再为美国政府作辩护。他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 20%，经济总量占了世界经济产出的 25%；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 14%，经济产出远远低于美国，然而中国却被从《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中“免除”了，印度也被从这一责任中免除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本身带有“任意性”，也不是基于“科学”的，已经有 95 个美国参议院的议员表明他们不愿意承认《京都议定书》。最后他表示，美国政府愿意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与其他国家合作，研究对付全球变暖的“卓有成效和基于科学的措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替代。

　　邹教授对记者说：“这表明美国政府再次发出明确的信息，一定要将《京都议定书》置于死地，按照他们的要求来重新制定规则。这一规则的重点就是要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实行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并以此为借口来尽可能减轻自己的责任。”

　　邹教授认为，美国的辩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富人哲学。他说，美国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 22%，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 23.4%，人均能耗更是中国的 8 倍多，其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中国的人均能耗甚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60%，在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等方面中国将长期承受巨大压力，而这都需大量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如果对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定一个限额，这等于限制了我国的发展权。

　　邹教授说，从历史上看，今天大气中温室气体累积量水平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过去 200 多年工业化过程中的排放造成的，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的人均排放水平及经济、技术实力看，发达国家都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要对发展中国家过早地进行限制，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说不公平，是因为它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在现阶段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可回避的依赖，从而无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说它不现实，是因为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弱，对付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很弱。因此，中国在谈判中决不能轻易承诺减排，这是涉及发展权的国家根本利益问题，要据理力争。

　　邹教授在这里提到“环境容量资源”的概念。他说，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把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在国际间进行分配，以避免无限制地使用这种环境容量资源，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环境权益安排方面的延伸。美国之所以单方面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其实质就是不愿意放弃其既得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权利，而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就是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更多消耗世界能源资源和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基础之上的。

　　邹教授说，中国不轻言承诺减排，是一个坚持《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问题，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主持公正的问题。全球环境目标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牺牲公正原则来实现。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与一个日益变暖的世界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承担责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毫无疑问地应该而且已经在竭尽全力地履行与自己地位和能力相称的责任。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不遗余力地奉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尽量少的环境代价赢得最大的经济发展。

　　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中国第一个制定了《21 世纪议程国家行动计划》，并在随后的发展中全面就贯彻了可持续发展思想。据统计，从 1984 年到 1996 年，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GDP 每增长 1% 的能源增长百分比）一直保持在 0.6～0.7 之间，这在国际上是很低的水平。我国的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1999 年比 1990 年下降了 50%。这表明我们以相对较少的能耗增长和环境代价，换取了很大的经济增长，这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 多年来少生了 2～3 亿人，所节约的能源资源无法估量。煤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1999 年比 1990 年下降了 9.1 个百分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量 1999 年超过 3 亿吨标煤，带来实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为减少。从 1990 年到 2000 年，我国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5273 多万公顷，居世界前列。

　　邹教授说，这些事实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未来发展中将继续依据自己的技术、经济能力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的严峻挑战。